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保护和保存的要求和努力都变得更为迫切，历史保护运动伴随着环境保护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科学技术既给了保护理论更多的客观证据，同时也加速了环境状况和视觉特征的变化；人口剧增使农业生产要求更多的土地，杀虫剂的使用使小动物大量死亡；交通运输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希望和可能到达远离家乡的风景及历史胜地游览：这些都造成了古迹使用与保护间无尽的矛盾。
早期景观方面的历史保护实践多集中在历史园林、建筑的修复，以及对已成废墟的古代遗迹进行遗址绿化等处，其中许多工作都是由私人机构完成的。如成立于1858年的非营利性保护组织美国弗农山庄妇女联合会（Mount Vernon Ladies'Association），该组织的主要工作包括修复和向公众开放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及其家族种植园。早期的历史保护体现了社会精英的历史观即“社会拯救”[47]，是带有相当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作。但很快人们就从这种出自理想的保护民族历史的本能或保存艺术品的冲动中，捕捉到了利用历史角色作为吸引旅游、发展经济的可能性。
一些人意识到“历史遗产”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意。较早为旅游业进行大规模恢复重建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他们将重建这一地区光荣的过去当作其在经济上未来的保证。在1920年代制定的规划将时间停止在1790年代，使这个小镇的视觉历史出现一段巨大的空白，目的是将“现代”建筑从市镇景观中清除出去，以保证这个殖民小镇视觉上的纯洁性。[48]这种虚构城市建造时代的做法，今天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但它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却也成为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
对于欧洲历史景观的管理者来说，美国人搞的这一套具有主题公园的性质，由于坚信某些传统城市景观不应当成为现代主义的牺牲品，同时又需要一种战略来避免历史城镇变成由旅游者供养的不事生产的记忆博物馆，一些意大利学者强调对城市肌理的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要采用学术研究的方法。每一个保护项目都开始于识别城市街区的原型样本——即来自于经数世纪发展形成的城市肌理的建造原型。基于这种认识，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不是要拆除拥挤的住房，而是要拆除那些危险的搭建以揭示其原始的建造形态。当新的建筑插入历史街区中，多样性也是允许的，只要维持传统的街区尺度、视觉上的持续性和原有的环境风貌，同时要注意既不采用不合时宜的现代主义风格，也不采用虚假的“正确的”外加立面[49]。此后，城市设计开始在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后期，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在更新城市中衰退的旧城中心商业区、工业区的复兴计划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具体的做法是复兴可重新使用的旧城中心结构，保存沿街建筑的立面细部和街区尺度。也有转换场地的使用功能，如将废弃的码头进行景观设计后变为滨水风景带等。尽管此类开发计划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倾向，但它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使保护思想获得了生态学上的意义。(www.xing528.com)
正是因为对环境价值的觉察，景观规划越来越得到重视。保护运动的许多成就既限制了对大尺度环境的改造，同时也使景观规划从传统的范畴中转向在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实践中发挥领导作用。德国规划专家G．阿尔伯斯教授认为：“景观规划，发源于园林建筑学，直到本世纪中叶才为公共意识广泛接受。当然，在此之前景观规划也做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个别实例，但是直到最近公众才认识到，景观规划从事的是大范围的，包括整个环境在内的景观建设和保护工作。”[50]
20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遗产保护越来越超越对建筑和小块遗址的保护，而更加面向整个设计和文化景观。正如俄罗斯的普鲁金教授分析的那样：人们开始时只是认识到历史环境的价值，将古迹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评价，然后逐步认识到城市规划体系本身的价值。[51]1980年代末美国通过的所谓的《奥姆斯特德法案》，提出文件和评估将早期先锋景观建筑师如奥姆斯特德家族、凯斯勒、克利夫兰、韦登曼等人的工作登录为国家遗产。和对这些少数景观建筑师的作品重视相比，更令人鼓舞的是两个发布于1980年代末期的美国国家遗产公告，它们强调了景观设计和文化景观都应该能够被列入遗产目录，以全面认识它们的艺术和历史价值。[52]
20世纪末，文化和自然遗产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平行的是对自然和环境，资源管理、环境的可持续性、增长限制的意识。这使自然和文化遗产发展出了共同的关联，“保护”从西方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行动。
随着文化遗产定义拓展到普通人生活环境的保护和广大的乡村和城市景观，文化价值的评判越来越联系着经济活动，遗产保护越来越涉及城乡规划过程，这种变动使遗产政策和管理体系进一步复杂化。同时，现代的遗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要在现存文化、物质和环境资源中可持续地发展，这种思想已成为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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