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入仕：权力与顺从

君臣关系与皇帝制度、官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对于君臣关系，以往多有研究。其中，侯旭东将君臣关系概括为“礼仪型君臣关系”和“信—任型君臣关系”^[3]。所谓“礼仪型君臣关系”，就是皇帝与臣下通过策名委质确立的关系。随着皇帝的更替，新皇帝进入君臣关系格局中时，往往对于大部分臣下是陌生的。皇帝更倾向于自己信任的亲近之臣，从而出现“信—任型君臣关系”，甚至出现佞幸之臣。这种关系的内核在于皇帝对对方的信赖，即信臣。任用信臣，对于皇帝而言，无疑会大大加强皇权；对于信臣而言，由于皇帝的信任而仕途一帆风顺，但朝中大部分臣僚会视其为佞幸之臣，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受到排挤，更有甚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晁错便是在文景政局中担任了这样的角色，通过对晁错入仕后的官职进行分析，会发现其仕途一帆风顺，虽无军功而最终担任了御史大夫，并且一直深受文帝、景帝的器重，这与文景时期皇权的不断加强有关。

晁错，颍川人（今河南禹州市人），年轻时曾向轵县人张恢学习“申商刑学”，后“以文学为太常掌故”^[4]。《集解》应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太常掌故是作为太常属官之一^[5]，负责朝廷掌管宗庙礼仪、典章制度的低级官吏。文帝时期，由于跟从伏生学习《尚书》，学习回来后，任命他为《尚书》博士，同时又先后担任太子舍人（二百石）、门大夫（六百石）。晁错入仕并没有依从军功、任子、纳赀等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晁错的职位变迁主要还是依据其文学才能^[6]。虽然他的官职阶位不高，权力不大，但晁错已经作为太子属官，有条件接近未来的帝国继承人——景帝。二人君臣关系的深入与展开应当是在此时开始，同时对于文帝来说，此时对于晁错也有器重和扶持之心。这或许可以从其上书内容中得知原因。晁错在担任太子门大夫后，为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7]。

这篇奏疏被称之为《言太子宜知数术疏》，核心在于提出作为君主能够建立万世之功，关键在于其知道数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在于君主应当学会驾驭臣下。这篇奏疏可以看出晁错身上的法家色彩^[8]。对于君主权力的使用与分配，早在战国时期，法家便提出君主权力决不能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比如申不害提出的“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9]，这显示出皇帝制度本身就承载着法家思想。所以就君臣关系而言，皇帝都会有加强君权的本能和驾驭臣下的手段。最后晁错提出“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事实上景帝在担任太子时对于法家之术一直有所接触，“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10]。这或许是文帝的有意安排，并且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对于景帝的影响^[11]。晁错这篇奏疏看似劝谏对象是太子景帝，但结合文帝由代王入主以来的朝局而言，不得不说是十分的契合。

陈侃理在《曹窋与汉初政治》一文中对于汉初的政治这样描述：“汉初政治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权力平衡一再打破，又一再重建。”^[12]汉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打败项羽，在诸侯及将相的推举下，即皇帝位氾水之阳，西汉帝国建立。对于刘邦而言，帝国建立的前提在于与从龙之臣共享政治权力，共治天下，形成外任诸王、内倚列侯的政治格局。李开元将汉初的从龙之臣称之为“军功受益阶层”^[13]，他们在汉初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基础。“诸吕之乱”实质上是军功集团的一次宫廷政变，并且经过自身利益权衡选择了文帝。藩王入主，不免使得文帝在被抉择后感到尴尬与不安^[14]。文帝即位后，任用代国旧臣和择立良家子作为重申皇权的手段，与功臣集团保持着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所以，当文帝看到晁错奏疏中“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否会不寒而栗，想到那场血腥的宫廷政变？事实上，晁错的上书迎合了文帝时期强化君权的想法，“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称曰：‘智囊’”^[15]。太子家令，主管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16]，是太子属官中较为重要的职位。号称“智囊”，这种史书中公开性言行其实显示着晁错与景帝的关系除了一般君臣关系外，还有更为亲近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信—任型君臣关系”^[17]。(www.xing528.com)

之后晁错就接连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边疏》《论贵粟疏》，参与政事。文帝的反应是“嘉之，从其言”。文帝十五年（前165），汉文帝下诏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从对策的百人之中脱颖而出^[18]，迁为中大夫。属于光禄勋属官之一，掌论议^[19]。

自景帝即位至七国之乱爆发，这期间晁错先后担任内史、御史大夫。地位愈贵、权势愈大，这不得不说是景帝对其的宠幸与信任。君臣关系自晁错担任太子属官时就不断亲近，这种“宠幸”在景帝即位初就达到了顶峰，史称“幸倾九卿”、“错以此愈贵”。当我们回头看晁错入仕所担任的官职，大都是太子之私臣，属于宫官，之后的“内史”“御史大夫”虽是外朝官，却相比于其他需要处理全国日常事务的公卿来说，见到皇帝的机会较多，并参与重大政务的决策^[20]。晁错在职位的不断变迁中显示着其与皇帝的关系不断亲近而自己不断受到宠信的过程，日益进入权力格局的中心，在朝政中大放光彩。

同样的，在检索史籍的过程中，会发现袁盎所担任的官职有着由中朝官向外朝官发展的变化：吕后时期，担任吕禄舍人；文帝时期，担任郎中直言绛侯失礼；后任中郎将因淮南王事而劝解文帝，“于是上乃解，盎系此名重朝廷”^[21]。舍人、郎中皆是中朝官；之后又担任陇西都尉、迁齐相，徙吴相。《汉书》关于袁盎调为陇西都尉的原因是“然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22]。对于他的谏言方式，明人钟惺有过精辟的结论：“袁盎有智数，每于强谏犯颜中微露献媚之意，自结人主，作用甚妙，弥缝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谲，太史公以‘善傅会’三字尽之，得其情矣。”^[23]说明袁盎在直谏之中掺杂着献媚之意而不断得宠，“不得久居中”应是受到了排挤和议论，文帝将他调为陇西都尉不得不说是一种保护。袁盎在文帝后期虽然其职位不断上升，但逐渐远离朝政中心，相比于晁错的大放光彩不得不说是一种失宠的表现，其失宠的原因无法得知。从这方面来看，这或许可以作为解释二人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信臣因为不在原有权力格局之中，而受到皇帝的支持与器重。任用信臣对于皇帝来说是增强君权的手段和方式，信臣也因为自己受到重用而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参与朝政。晁错的入仕反映了文帝时期皇权与功臣集团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同时晁错的任用是文帝时期为强化君权的手段和个人迎合君主观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