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谭《新论》称：《左传》与《春秋》，相互表里、相持而成，谓“《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36]。《左传》能与《春秋》相表里者，在于以属辞比事发明圣经，可以辅翼《春秋》所不及、补苴所缺略之史事。此种传经贡献，远非《公羊传》《谷梁传》可及。唐刘知几《史通·申左》揭示“《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37]，庶几近之。
刘知几所谓“《左氏》之义有三长”，夷考其实，要皆属辞比事之叙事成就。其中，以叙事见本末最具特色，历代学者多关注于此。中唐啖助、赵匡倡导舍传求经，而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论《三传》得失，仍盛称《左氏》，以为“叙事尤备”。《左传》叙事详备之功，在“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可借由《左传》之叙事，以考求《春秋》之微辞隐义。[38]由此观之，陆淳等新《春秋》学派，虽然提倡回归《春秋》原典，以经治经，并不完全摒弃《左传》历史叙事解经之功能。
盖始、微、积、渐，为历史事件发展之脉络与通则。《左氏》深知其然，故以本末终始，作为叙事之主体。宋陈亮为刘朔《春秋比事》作序，称《左传》“始卒无舛，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特提“始卒”与“先后”，与叙事传统所谓“爰始要终，本末悉昭”，若合符节。[39]故朱熹云：“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即指属辞比事《春秋》教之发用。叙事完备，夫然后乃有助于考求“圣人之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40]。《左氏》以史传经，终始本末之叙事，解经之功独高。
宋程颐《春秋传》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元杨维桢《春秋左氏传类编·序》言：“圣人之《经》，断也；《左氏》之《传》，案也。欲观《经》之所断，必求《传》之所纪事之本末，而后是非见，褒贬白也。”[41]《经》《传》叙事互有详略，或始或终，容有出入，可以相发互补之处正多。宋家铉翁强调：《左传》以纪其详、述其终之特色，羽翼孔子《春秋》。《春秋》经若无《左传》本末终始之叙事，当时行事将无所考据。欲“知当时事”，“知圣人意”，惟赖《左传》。[42]其后，元黄泽之说《春秋》，主张“《春秋》当详考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书法”，[43]显然受家铉翁等之影响。(https://www.xing528.com)
《左氏》所以善说《经》者，在借历史叙事呈现成败、治乱、微巨、内外之现象。明焦竑《〈春秋左翼〉序》称美《左传》叙事艺术：“丝牵绳联，回环映带，如树之有根株枝叶，扶疏附丽。”当指属辞比事之书法而言。[44]盖本末终始之叙事，正是属辞比事书法之衍化。
清顾炎武《日知录》所谓“于序事中寓论断”，《左传》之历史叙事亦有之。《四库全书总目》推崇《左传》之以史传经：“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又云：“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原始要终，张本继末，比事而属辞之，可以知经义，可以杜臆说。[45]四库馆臣之言，值得参考。
由此观之，汉桓谭所谓《经》《传》相互表里，唐陆淳称《左传》所谓“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元赵汸谓“学《春秋》，以考据《左传》国史事实为主，然后可求书法”[46]，观此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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