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生活在佛教日益兴盛的年代。虽然欧阳修曾撰《本论》（《欧阳修全集》卷十七）辟佛，但他后来观点有所转变。宋仁宗嘉祐年间，僧契嵩携专为驳斥《本论》而写的《辅教编》进京，献给皇帝，“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阳诸巨公，皆低簪以礼焉”。南宋释志盘《佛祖统记》卷四十五记载，欧阳修将归庐陵，“舟次九江，因托意游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师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逾旬不忍去。”[20]其实欧阳修早年即与释子交游，如其《送昙颖归庐山》诗云：“昙颖十年旧，风尘客京都”[21]，诗题庆历元年（1041）作，他们已有十年的交往了，时正当天圣末年，欧、梅、尹等人西京唱和期间。宋代僧人多出入三教，思想通达，北宋祖无择《题三教圆通堂》云：“师本佛之徒，潜心老与儒。一堂何所像，三教此焉俱。”[22]实际上，宋代文人和僧徒交游蔚然成风，他们彼此诗文唱酬，评诗论艺，“僧人和士大夫结交，实际上是时代的风气，在双向交流中为宋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活力”[23]。
欧、梅为至交，梅尧臣平生亦喜结交僧人，正如其《访报本简长老》诗所云：“比泛苕溪来，初逢卞山雨。雨收精舍出，喜与高僧语。”[24]元方回《名僧诗话序》云：“陶渊明于惠远，韦苏州于皎然，刘禹锡于灵澈，石曼卿于山东演，梅圣俞于达观颖，……极一时斤垩磁铁之契，流风至今。”[25]据刘守宜统计，“尧臣早年好与方外释子交往，终其生，与僧隐酬游，见录于《宛陵集》者，多达七十人”，其中交往尤密者有达观禅师昙颖、梵才吉上人、怀贤上人、文鉴大士、可真上人、显忠上人。[26]这些僧人多是诗僧，如《僧可真东归因谒范苏州》：“谁爱杼山句，使君应姓韦”[27]，唐诗僧皎然居杼山，有《杼山集》十卷，尧臣将僧可真的诗与其相比。《还文雅师书帙》：“编绝不加新，于今十二春。绿窗重展目，静几勿生尘。”[28]《宋史·艺文志》著录《僧文雅集》一卷。《次韵和长吉上人淮甸相遇》：“自言东越来，箧中多好诗。文字皆妥帖，业术无倾欹。前辈尝有言，清气散人脾。语妙见情性，说之聊解颐。始推杼山学，得非素所师。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复遗三百言，玩味自挽髭。序事尽成故，慨吟良有资。其词何亹亹，宛若对风规。泠然耸心目，不觉整官缕。重以超俗韵，顾予贱职司。是犹猿鸟情，并此驽枥卑。报投仍勉强，实谬匠者为。应哂不量力，短兵兹已疲。”[29]尧臣高度称赞长吉上人的诗歌成就，并自叹不如。《答新长老诗篇》云：“江东释子多能诗，窗前树下如蝉嘶。朝风暮月只自老，建安旧体谁攀跻。唯师独慕陶彭泽，奇迹仍收王会稽。此焉趣尚已不浅，更在措意摩云霓。”[30]指出新长老作诗有“措意摩云霓”的抱负。《依韵和守贤上人晚秋书事》云：“我居溪之阴，早景诚所慕。开溪吐初阳，独吟神与晤。岂意方袍人，而怀此焉趣。忽枉琼玖章，无惭惠休句。”[31]《览显忠上人诗》云：“师来笑贾岛，只解咏嘉陵。”[32]梅尧臣的诗名在庆历年间即已渐著，声闻于僧道，多有僧人向其求诗问诗者，如《送师厚归南阳会天大风遂宿高阳山寺明日同至姜店》云：“老僧扫壁持笔砚，请予强此题岁年。”[33]《金山寺》诗序云：“薄暮返舟，寺僧乞诗，强为之句以应其请。”[34]《与用文师》云：“师名学佛者，何乃爱吾诗？”[35]宋僧除能诗外，亦多其他才艺，尧臣诗中多有记录。有的旁通文史之学，《送良玉上人还昆山》云：“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36]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道：“昆山慧聚寺良玉，字蕴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学，又善书，工琴棋。因游京师，梅圣俞见而喜之，以姓名闻于朝，赐以紫衣。其东归也，梅圣俞以诗送之。载此诗。”[37]有的通晓音律，《赠琴僧知白》云：“上人南方来，手抱伏牺器。颓然造我门，不顾门下吏。上堂弄金徽，深得太古意。清风萧萧生，修竹摇晚翠。声妙非可传，弹罢不复记。明日告以行，徒兴江海思。”[38]有的精于绘画，《传神悦躬上人》云：“子诚丹青妙，巧夺造化深。妍媸必尽得，幻妄恐交侵。”[39]
梅尧臣和僧人诗文酬游甚密，其诗也有受佛教影响的痕迹，富于禅趣。如《补题东都善惠师禅斋》：“心是寒瓶水，明无宝境埃。世人何扰扰，时为一言开”[40]，类似唐代高僧慧能大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偈》）。其他如“水天闻唳鹤，不复有尘埃”（《送僧在己归秀州》）[41]，“渡江见海月，秋光上遥林。团团冰玉盘，莹然如禅心”（《送祖印大师显忠》）[42]等，遣词用语都受佛家影响，立意构思也充满了佛理禅趣。又如《俨上人粹隐堂》云：“十年不出户，世事皆刬锄。时无车马游，焚香坐读书。有堂曰粹隐，唯见安且舒。心远迹非远，岁月速轮舆。寓目暂为实，过者即为虚。譬若开是室，终日于此居。欲问昨日事，已觉今日疏。明朝却视今，复与前何如。聊悟此中乐，犹观濠上鱼。”[43]梅尧臣将佛家的时间观和道家的濠上之辩结合起来，以儒者的贞定之心去看待光阴之易迁，儒释道三者融而为一。张文利说：“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开了宋诗尚平淡风气之先。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萌芽和习禅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关联。”[44]她将梅诗平淡风格的形成与习禅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也正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www.xing528.com)
与僧侣交游，梅尧臣时起山林之念。他羡慕僧人的无拘无束，向往他们可以饱览山水名胜。天圣九年，梅尧臣初登诗坛即在《元政上人游终南》诗中说：“若见采芝人，余非恋微禄。”[45]其他如《金山芷芝二僧携茗见访》：“一游江山上，日日吟不足。……还将尘虑涤，自愧冠缨束。”[46]《淮南遇梵才吉上人因悼谢南阳畴昔之游》：“久已厌宦旅，故兹归江南。始时遽辞邑，不及事春蚕。……曷不念旧隐，山水唯素耽。我从湖上去，微爵轻子男。”[47]《次韵和长吉上人淮甸相遇》：“天台况奇胜，日夕劳梦思。尚忝齿缨绶，终年趋路歧。俯愧渊中鱼，游泳水之湄。仰羡云间鸷，凌厉辞絷维。居常起斯念，未去情不怡。”[48]《说上人游庐山》：“夙怀高世趣，固足林壑情。欲游名山遍，遂为庐岳行。……洗荡万古虑，熏蒸千载名。我今滞孤宦，空羡瓶锡轻。”[49]《寄题梵才大士台州安隐堂》：“好鸟时一呼，澄明望寥廓。诗兴犹不忘，禅心讵云著。所以得自然，宁必万缘缚。未能与之游，怀慕徒有作。”[50]僧侣如闲云野鹤云游四方，可以饱览风景名胜，而寺院多在山水清幽之地。梅尧臣素爱山水自然，其诗集中纪游诗达四百八十三首之多，占诗歌总量的百分之十七，性情志趣正与佛徒僧侣相投合，再加上梅尧臣仕途坎壈蹭蹬，时起山林之念就显得自然而然了。但是主观上的向往并不等于客观上的行动，忧济天下的儒者情怀毕竟是诗人思想的主导方面。因此，尧臣的思想时时陷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
虽然梅尧臣与僧人往还密切，但是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庆历三年，《送梵才吉上人归天台》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顷余游巩洛，值子入天台。当时群卿士，共羡出氛埃。荏苒逾一纪，却向人间来。问子何为尔，言兴般若台。虽将发愚闇，般若安在哉。此教久已炽，增海非一杯。我言亦爝火，岂使万木灰。盖欲守中道，焉能力损裁。子勿疑我言，遂以为嫌猜。忽闻携锡杖，思向石桥回。城霞与琪树，璨璨助诗才。嘉辞遍入口，幸足息岩隈。”[51]“盖欲守中道，焉能力损裁”，梅尧臣对佛教持的是中立态度，比较理智。他既羡慕僧人如闲云野鹤般的自由，与其诗文酬游，又能不崇佛、佞佛。如前所述，儒家思想始终是梅尧臣思想的核心，“孔孟久殁言可师，千古布散叶与枝。今来闭户自有趣，世上沄沄非我为。”[52]他视孔孟为万世师表。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义”，亦时时出现在梅尧臣与僧人交往的诗中，如《答了素上人用其韵》：“尔寻远公去，挈钵庐峰下。我趋仁义急，不解如陶谢。”[53]《寄金山昙颖师呈永叔内翰》：“江中峩峩山，上有道人住。风涛响殿阁，云雾生席屦。道人如不闻，道人如不顾。谁能识此心，来往只鸥鹭。京洛三十年，尘埃一相遇。我与信都公（按：指欧阳修），已落衣冠故。平生守仁义，齿发忽衰暮。世事不我拘，自有浩然趣。未（朱东润校：疑当作‘末’）由逢故人，坐石语平素。”[54]尧臣既仰慕释子如鸥鹭般的浩然逸趣，又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儒家立场。嘉祐四年，《长歌行》探讨了对待死的态度：“世人何恶死，死必胜于生。劳劳尘土中，役役岁月更。大寒求以燠，大暑求以清。维馁求以馌，维渴求以觥。其少欲所惑，其老病所婴。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搒。生既若此苦，死当一切平。释子外形骸，道士完髓精。二皆趋死途，足以见其情。遗形得极乐，升仙上玉京。是乃等为死，安有蜕骨轻。日中不见影，阳魂与鬼并。庄周谓之息，漏泄理甚明。仲尼曰焉知，不使人道倾。此论吾得之，曷要世间行。”[55]程杰师对此诗分析道：“通过儒、释、道三家比较，否定了释、道两家的出世永生之术，认定庄子不以为意、孔子付诸阙如的态度最为可靠。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态度。从容的理性讨论中体现出作者面对人生大限平静、淡泊的心境。”[56]儒家的理性主义态度，是尧臣思考世事、人生问题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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