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体制下，高等教育需要家庭进行大量的投资，所以，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依然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非制度的、原始的家庭权力主要根据亲属远近分配资源，一般来说是遵循先近后远、先内后外、先男后女，尤其是性别选择非常明显。这种权力形式对于不同性别的差序对待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经济与性别排序的交互作用，通常形成男性优先选择。在家庭资源极为有限而只能供给一个孩子的时候，家庭的权力选择几乎大多偏向男孩。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注定女孩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而是要照顾男方的父母家人。从家庭经济的回报率考虑，大多数家长愿意为男孩而不愿意为女孩进行高等教育的投资。第二，鉴于女性承担主要家务的家庭角色，排斥女孩读书深造的习惯仍然有一定市场。对于并不存在经济问题的某些家庭，其实完全有能力为儿女进行教育投资，但由于家长对女性教育的低期望值，也不愿意为女孩投资深造。
“面向21世纪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研究”抽样调查数据表明，[5]女性决定专业选择时依从父母意愿的比例是5.1%，比男性高0.8个百分点。继续深造的原因来自家庭期望的女性占3.6%，比男性低0.5个百分点。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家庭这个场景中，女性的教育自主选择权低于男性，而家庭对男性的教育期望又高于女性。
199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6]对女性教育的低期望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不能继续升学的女性中，父母不让上学的占36.8%，比男子高8.9个百分点。虽然“家境困难”同样都是父母不让子女继续上学的主要原因，但父母认为女孩上学没用的达9.1%，比男性同一原因高5.6个百分点。这里出现了一个因果连环套：由于性别分工、男婚女嫁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重男轻女，使得女孩在享有教育资源方面显然不如男孩，结果是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于男性。1999年，“首都女大学生思想状况”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男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26%，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13%；农村的男大学生超过了女大学生一倍。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男性依靠教育改变命运，摆脱农民身份向城市发展，而农村女性的这种机会则减少了。[7]
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终期监测评估报告》，1995年以来女性在中等专业学校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均超过50%，而同期在校高中女性的比重均低于50%。2000年，在各类学校中，只有中专学校中女性比例比男性高。[8]这种倾向在农村也同样存在，只不过没有城市那么明显。
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研究也表明，虽然城市男女两性的教育程度差异很小，但是却出现了女性教育的“中专化倾向”。在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中，高中与中等专业学校同属于“高中阶段教育”，但在接受的“高中阶段教育”类别上，男女明显不同，男性更多选择了高中，而女性更多选择了中专（见图12-1）。[9](www.xing528.com)
图12-1 城市两性受教育情况分布（1980年后出生群体）
城市女性教育为什么会出现“中专化”趋向？这对女性的发展会构成什么影响？这是值得人们关注和探究的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期望的影响。这种期望可能来自自身，也可能来自家庭特别是父母，还可能是社会。教育期望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是足够的”。农村人对男孩的期望略高于女孩，城市则基本持平。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教育期望是有性别的，是双重性的。在教育决策中，对于女性，人们更多地采用较低的基本标准；而对于男性，则更多地采用较高的发展机会标准，即获得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
“中专教育”与“高中教育”对女性有不同的意义。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高中教育”的直接目标指向就是“考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而“中专教育”的直接目标指向是“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是介于“技术工人”与“工程师”之间的技术人员。对两性的双重期望造成了事实上的高中阶段教育的两性分流，这意味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和机会要低于男性。一些访谈资料也提供了间接的证据。[10]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都希望其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他们考取，家长都会尽力提供经济资助。但是，当问及如果未考取是否还会坚持让其复读的问题时，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大多数女孩的家长认为不会坚持让其复读，因为“已经尽力了”；但对于男孩，则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要坚持让其复读，因为“不读大学发展就不太好”。[1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