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高度重视女性高等教育权益的保障问题，通过权威的立法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女性在高校中的各种具体权益，并且特别注意采取措施保证有关法规的切实执行。如美国，以《1972年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为代表的女性高等教育权益保障法并不停留于对教育平等作空泛的哲学阐释，而是具体涉及校园性别平等问题等诸多方面，非常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美国教育部以及各地方教育管理机构都设立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来监督高等教育领域女性教育平等权益的落实情况。各校的法律执行情况和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相挂钩，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各校执行法律的自觉性，提高了执法的效用。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法律和相关政策对女性高等教育权益的保障有很大影响。在欧美等国家，政府制定专门的妇女平等法律，甚至是专门的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法律来促进女性获得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保证女性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在职业发展还是学业成就方面，以及基本权益的保护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监督执行机构和执法人员，以此保障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不流于形式。可以说，正是这种健全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制体系，奠定了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性别平等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权主义者通过长久抗争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使男女平等能够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在发展中国家，制约女性高等教育平等权益实现的因素比较复杂，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传统文化均给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制造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政府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往往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有些国家，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和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来影响高校的女性教育政策。甚至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国，尽管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进入高等教育仍然有不良的影响，但是由于教育政策的积极作用，女性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www.xing528.com)
此外，许多政府还在社会其他领域制定了男女平等法律和条款，努力实现其他领域的男女平等，进而为高等教育女性权益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日本1997年实施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修订案》，以促进男女平等就业。1999年又颁布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2000年，在《基本法》的基础上，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为了促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增加比例，一些国家引入了配额机制。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规定性别配额的比例，包括议会选举、各党派候选人等。2000年3月，至少有.26个国家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规定了配额的比例，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一般规定女性比例是20%～30%。这些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厄立特里亚、芬兰、加纳、圭亚那、印度、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塞内加尔、瑞典、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委内瑞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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