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女人般的变革：权利源自地位

当张之洞开始着手整顿全国学制以及调整京师大学堂在其中的位置时,却受到了来自京城官场的非难。1904年,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在一篇关于京师大学堂的长文中提到了张之洞的挫折:

北京是个很不好工作的地方……到处都是官……他们患得患失……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是个腐败的地方,所以地方上有抱负的人都不愿意来这儿。那些在南方可以为民办事,声誉很好的督抚,一来到北京就无暇办公了,因为他们整日需要应酬。对此,张之洞深有体会,并且非常厌恶。(91)

服部还写道,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京师的文化与新知可以泽被地方,但实际上由于清朝的衰落,真正的文化活力已经转移到了地方上,北京反而落伍了。他将自鸣得意的京城官员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相比拟,认为此时的中国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危险和不稳定。

服部等人决定通过在京师大学堂实行更高和更专业的标准来抵制这种官僚作风;同时他们也利用体育训练强健学生的体魄,从而使他们远离晚清那种孱弱的官场文化。日本的教育家已经称赞体育教育的好处几十年了。他们认为强壮的体魄与强大的国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92) 而中国在张之洞领导下,各省的学堂已经开始推行体育课和运动会,但北京的步伐却慢很多。如前文所述,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表现出了对军事训练的兴趣,其中一些人甚至以富有军人气质为荣,而且随着科举的废除,他们脱下传统的长袍,穿上了“西式干练的夹克衫”。(93) 但是,京城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不重视体育。

这种情况因1905年京师大学堂第一届运动会的举办而发生了改变。运动会的项目包括拔河、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大学堂的总监督张亨嘉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说,德育与体育是相辅相成的,西方国家和日本都将他们国家的强大归功于此。在这一时期,将中国的政治困局与其国民体质和道德的低下相联系是很普遍的现象。梁启超就宣扬重塑“新民”——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身体上都能够从容应对现代社会的公民。似乎是为了向世界显示中国的首都已经接受了现代精神,京师大学堂的领导们邀请了一些外国要人一同观赏比赛。比赛之后,外国要人还被邀请观看了一场影片,然后又在一所高档餐厅参加了宴会和舞会。(94)

在1906年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关于京师大学堂第二次运动会的报道中,作者“无我生”赞扬了清廷终结科举考试并支持尚武文化的决心。他还写道,由于京师大学堂“一举一动全国之人莫不起而注视”,所以这次运动会是“极一时之盛”。显然并非只有无我生这么看。很多外国政要、朝廷命官以及数千人因为没有座位而只能站在运动会场外观看。据无我生的观察,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大学堂总监督李家驹(张亨嘉已辞职)脱去袍褂参加竞走比赛这件事。无我生将这次运动会与1905年的运动会作了比较,认为这次进步良多,比如,上次运动会的主权在日本教习,而此次则在中国人手中;此次有女学堂学生参会,而上次则无有;此次观众远多于上次。无我生还写道:“(虽然)东西各国骂吾国为老大为病夫……使吾国事事能如此进化,则二十年后犹不能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95)

美国人路德·安德森(Luther Anderson)是耶鲁大学英语与历史学博士。他于1907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教授英语。他当然同意无我生的看法——运动会象征着中国的巨大进步。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变化有新闻报道中说的那么迅速和剧烈。安德森在1915年这样写道:“那些就学于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早期都受的是旧式教育。他们非常敬仰自己的老师并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老师亦步亦趋。他们走路规规矩矩,好像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无论是否需要,他们都会戴一副眼镜,并且时不时咳嗽两声。”接着他用极其露骨的性别歧视的语言,将这一问题归结为中国领导人的女性化作风:“(学生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在扇面上题诗。当笔者在1907年来到大学堂工作时,他就被学生精致的外表所震惊了:他们的手柔软而优美。他们的长袍和笔直的队列给人以女孩子的感觉。校园里到处都是手牵着手的学生。”安德森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始于一个“真正的人”的到来——1910年京师大学堂聘请一位英国人教授体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学生的面貌就有了明显的改观。他们的脸上开始泛出健康的光泽,行为举止也开始变得像个男人一样。”(96)

整顿课程、废除科举和引进体育为京师大学堂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到了1906年,学生们已经可以一起就中国未来的自治与合群的重要性阐述他们的观点了。就在那一年,为了上述目标的实现,仕学馆和师范馆的学生更是史无前例地组成了一个“联合会”。他们宣称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在一起的,即将中国人锻造成合群和自治的群体。他们还断言合群“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少数而在多数,不在理论而在实行,不在一日而在永久”。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同时也警告说“非合群不足以强国,非合群不足以保种,非合群不足以与外界之风潮相搏击”。(97) 不过,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仍然对京师大学堂颇为不满,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06年去德国深造之前,曾在京师大学堂短暂地教过书。蔡元培发现首都学生远不如他几年前教过的上海学生那样有激情: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98)

很多人都持有与蔡元培相同的看法,但译学馆英文科的学生陈诒先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他承认很多学生并没有努力学习,但称学习任务很繁重而且考试极其严格,要想考好,学生考前三天必须熬夜复习。(99) 与蔡元培的说法进一步相抵牾的是,陈说由于课堂讲义从不发给学生,所以经常逃课的学生是不可能考好的。尽管总是强调繁重的课业和紧张的生活,但是他还是表示他和他的同学也有轻松的时候,比如每个星期六他们会聚餐,或是听一两场戏,或是在北京前门的娱乐场所里狂饮作乐。(100) (https://www.xing528.com)

其他人的回忆录中的相关片段与陈诒先的叙述一致,但是陈自己也有暗示,即大多数的学生比起求知来更关心毕业后能谋得一个什么样的职位。科举考试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课程也趋于西学,但旧的思维方式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夹在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之中,学生们一方面仍像过去那样思考文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被变迁的时代所裹挟,不得不去理解新知识的奥义。毫不奇怪的是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和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都经常被称为“洋翰林”。这个称呼很好地抓住了他们在知识上和社会上悬而未决的处境。(101)

所有的大学堂行政人员和近半数教习均为进士、举人或生员,且曾在政府中任职。可想而知,行政级别和权势地位的观念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102) 学生们自然也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为朝廷服务的教习和行政人员不时地提醒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要用自己的所学去维护帝国的秩序。清廷努力想把大学堂同社会隔离开来,既是使学生专心于课业,更是为了避免学生被社会上的“有害思潮”所渗透。1905年底,大学堂请求警察在夜间对大学堂的附近进行巡逻。并且据蔡元培说,学校门口曾挂有一块匾,人们看到后“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103)

1907年张之洞领学部事。他一手谋划了这些带有家长制作风的政策。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将会精通西学。他们自视甚高,因为自己很快便会成为政府官员或老师。但是,张之洞试图改变学生的衣着和举止,为的是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还在上学,就不能骄傲自满。1904年张之洞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宣布,他们必须穿着朴实的衣服,“虽名门贵族”亦不能例外。其中的含义是,既然他们仍是学生就必须表现出谦恭的态度。但是张之洞关注的并不简简单单是这些方面,他感觉到学生们的分寸感正在消失。俞同奎的一段回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就是他和同学在早间课操结束后直接穿着操衣去了孔庙。俞同奎显然意识到了这件事所象征的文化冲突:“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气破肚皮。”(104) 因此,张之洞于1907年规定了三种不同的冠服:正式庆典场合穿的礼服,学校里穿的讲堂服,操场、整列出行时的操演服。(105) 1908年底送西太后和光绪帝出殡的四十名京师大学堂学生,无疑懂得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中应该如何表现才能让学务大臣满意。(106)

据胡先骕的回忆,清朝最后几年的课程安排要比20世纪头几年严格得多。“下课后必须在自修室自修,直至晚九时下自修课时始能回宿舍就寝。”“自修室容十余人,冬日只有一小号火炉,寝室则六人同居,虽严寒亦无炉火。”(107) 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胡先骕称为的“斯巴达式之生活”下,他们根本没时间做其他事情,当然也包括政治活动。但是,清廷隔离京师大学堂的努力只是部分奏效了。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之后,京师大学堂再也没能成为反清运动的中心,但是政治局势依然非常紧张。在1907年冬季,为了反对江南地区的不平等条约,来自苏州和浙江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以及外省人联合发出了抗议条陈。大约在同一时期,学部奉旨知照大学堂,要求严查持有违禁书刊如《新世纪报》者(一份由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出版的报纸)。胡先骕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支持反满力量的学生,而且美国教习安德森肯定地说:“大多数学生趋向革命。”由于满汉之间矛盾依旧,事实上,清廷甚至要求京师大学堂里的满族学生监视他们的汉族同学。(108)

尽管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但京师大学堂依然在帝制时代的最后几年里设法取得了一些制度性成果。截至1904年底,师范馆和预备科共录取了超过500名学生。而从1906年起,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出国,大部分去了日本,少数去了欧美。(109) 清廷似乎非常清楚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比较而言京师大学堂的经费算是很充足的了。以1907年为例,学部拨给官费留学生15万两白银,拨给京师大学堂19.2万两,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却只有区区1.2万两。(110) 同年,师范馆头等班的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的宴会后,教习林纾纪别感言。他将来参加聚会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生与汉宋太学的学生相比拟。(111) 林称赞他们是“欲以所学淑天下”。(112) 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将在国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用厚约一毫米的宣纸制成的,每边印有象征祥瑞之意的飞龙两条,盖有西太后的印,并载明学生的成绩和排名,最后因任授官。(113) 所有毕业生都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其中考列最优等者18人,“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考列优等者60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考列中等者21人,“以各部司务补用”。⑥但是,这些奖励大多有名无实,流于形式。毕业生在五年内必须充任教习而不能做官。一旦他们的教学年限期满之后,便需要等待官缺。对他们的任命是基于他们所毕业的班级和毕业考试的成绩。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毕业生真正有机会能补官缺。业已饱和的官僚机构和之后的辛亥革命粉碎了他们在朝做官的迷梦。反倒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毕业生才在政治上担当起重任来。(114)

1908年,第二班也是最后一班的师范馆学生,以及第一班预科学生完成了全部的课程,但由于正赶上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所以毕业典礼推迟到1909年初才得以举行。这次毕业典礼与任何典礼没什么两样,仍旧是强调贵贱有差、长幼有序,以及对王朝所认可的道德准则持久的尊敬。译学馆教习喻长霖的发言稿便是明证: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历圣所传道德人伦之教,此之谓国粹。夫此亲义序别信之理,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学,所谓圣人人伦之至,穷天地亘古今,卓手不可磨灭,五帝三王之世之强由此,三代上人心风俗之美亦由此。中国道德本冠绝五洲……夫外国亦言德育,但新理研精,而伦常不厚,为子不必止孝,为父不必止慈。学者师彼之所长则可,舍我之所长则不可。

喻长霖还谈到知识分子维护公德的重要性,并嘱咐学生们应该为迷失的社会树立正确的榜样。(115) 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紧迫感——迫切希望通过复兴圣教来恢复天人之间的秩序。保守派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当时看来格外令人感佩。而张之洞在去世前几个月,仍扶病来到大学堂带领学生祭孔,这更加令人动容。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胡先骕这样回忆道:“(张之洞)一日来大学视察,适值月朔,乃以元老之尊,率领教习学生,一同谒圣,因得一见颜色。时张年逾七十,行动须人扶持,身短小瘦削,面尖如猿猴,身着貂褂,年虽迈而神采弈然。”(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