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抵制日货被日军打伤，政府派军警镇压，蔡元培发电声援

不断的学潮,以及不断恶化的中国政局,使得北大与1920年代不断更换首脑的北京政府处于持续的僵持之中。随着僵局的加重,北大的公众形象越来越多地被其学生而非教授所主导。其间,学生们公然违反禁令最烈的一件事便是发生在1919年10月10日的所谓“面包运动”。该运动由北大学生发起,目的是纪念辛亥革命成功八周年。北京的高等学校和中学的学生捐了一批钱,买了几万个馒头分发给北京的民众。学生们在馒头上盖着红戳子:“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军阀”“德谟克拉西万岁”“互助”以及“不用仇货”等语。这样一个吸引眼球的运动表明学生们很有社会意识,并决心超越阶级的界限。“面包运动”是和平地过去了,但是六周之后学生们再次涌上了街头,这次是为了支援福州的学生。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军打伤,其中一人死亡。北大学生再次在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不仅吸引了无数的学生参加,还成功地将运动推进到抵制日货的阶段。事实上,北大的抗议活动太激烈了,以至于政府又一次派出了军警。(17)

显然,蔡元培等人试图使学生们专心学习,并避免北大与政府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努力,充其量不过是微有成效而已。1920年1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告诫学生以牺牲学业为代价从事政治运动将是一个个的悲剧。“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学生们“做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已有成效可观”,以后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这是借用胡适在1919年5月所说的话)。(18) 蔡元培还不厌其烦地宣传为了“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需要采用“美术的教育”。他认为,没有美育,新文化运动将会失败:“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的,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19)

学生办的刊物(如《新潮》等)中大量刊登的学术文章以及以学术为导向的课外社团的涌现,都说明学生中致力于严谨学术工作的人数尽管不多,但已不容小觑。类似地,从事文艺的学生日渐增多也表明了蔡元培宣传美育的努力获得了成效。然而,这些变化伴随着的是激进主义在北大的蔓延,而一系列公开抨击章士钊老调重弹提出“新旧调和论”的文章便是明证。其中尤以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章氏批评最烈。他嘲笑章士钊“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在新旧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陈独秀对于那些主张“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的人显得很不耐烦。(20)

这里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新文化力量不能放松警惕,应更加努力地反对那些维护旧道德的人。实际上陈独秀是在“火上浇油”。1920年2月初,北大学生与首都各校学生一道抗议政府就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直接交涉。蔡元培电告当局“校内属校长主权,军警不能侵犯”,但不被接受。军警就驻扎在学校附近,京师卫戍总司令段芝贵要求北大开除学生会主席方豪并将其转交给政府以接受惩罚。其他几名北大学生也因参与抗议而被拘禁。蔡元培被迫再次动用其政治资本以缓和局势。(21)

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持续冲突的趋势。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学生们出版白话报刊变成极为自然的事情。他们往往着迷于“新生活”所描绘的美好前景。胡适断言仅1919年这一年就诞生了大约400种刊物,后来周策纵更是整理出了一份列有超过600种刊物的名单。(22) 这股新闻出版的热潮也引起了各政党的注意。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看到了后五四时期的民众觉醒为他们提供的政治契机,于是开始办起了《星期评论》、《建设》,以及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吊诡的是,尽管北大的全国性影响力正是在新文化刊物的爆炸式增长中显露无遗的,但也是因同台竞争的刊物太多,导致北大失去了往日的独特性。新刊物如《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面向平民的《新生活》周刊,都拥有不少读者;再加上像《国民杂志》和《新潮》这样的老刊物,眼下的北大是有的忙了。

另一个曾鼓噪不已但昙花一现的刊物是《奋斗》。它由易君左、朱谦之和郭梦良等法科学生创办,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奋斗》是当时所有北大刊物中要求社会变革最激烈的一个。德里克说得很对,尽管无政府主义成了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但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运动,一种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不能等同于任何单一的‘主义’”。(23) 在这场思想的辩证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地位在五四运动后的北大显得尤为突出。除了《奋斗》以外,《新生活》和《新潮》也常常刊登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不仅如此,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机关刊物《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便是“广州无政府主义之父”师复的信徒黄凌霜。(24)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无政府主义气息非常强烈,其封面就印着本刊的世界语名字:LA STUDENTARO DE LA STATA PEKIN⁃UNIVERSITATO。尽管《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们对于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更好这个问题尚存争论,但几乎每一号都至少有一篇长文,要么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要么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然而在北大的政治文化层面,更具说服力的则是反复强调的将“奋斗”精神融入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学生们迫切希望行动起来,为了解放社会和根除各种不公与权威而审视中国的各种学说。有人还援引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这都表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拒绝将中国的过去视为其灵感来源的一端。(25)

既然要付诸实践,便有人提出废除校长制度、毕业和考试制度,以及整个学位制度。这些文章常常过激。例如,一个叫流冰的学生(为了反抗家庭,《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作者常常不写自己的姓)强烈要求取消所有的学校规则(包括课堂点名)。“现在废除学校‘考试’和‘奖励’的声浪很高,把他的弊窦和盘托出,说得很痛快,人人听了都欢迎。但是学校不良的制度多得很呢,单独废除‘考试’和‘奖励’就算完全改革了吗?一切压制的、欺诈的、文饬的、机械的恶劣制度都应该去掉,实在没有保存的余地。”(26) 一篇文章将中国的学校比作监狱,认为学生“一进了学校便与社会隔绝,受了长期的监禁”。另一篇则指考试制度“养成学生一种竞争心、自利心”而忽视整个社会的利益。(27) 服膺施蒂纳(Max Stirner)极端个人主义的朱谦之在1920年春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潮”。他声称北大的考试制度腐败了。作为回应,蒋梦麟称只要朱谦之等人不想要文凭,他们可以不参加考试。朱谦之愤怒地答复说,“读书为求学问,本来他就没有想要文凭”。(28)

1920年4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新潮》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告诉读者通过阅读该刊可以接近“中国文化运动的中心点”。(29) 该广告除了再次体现出新文化读物互相争夺“市场份额”之外,其实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中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全体北大学生?周策纵估计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学生不超过总数的20%,剩下的80%要么是“依旧骄奢淫逸的少数纨绔子弟”,要么是“关注学业多于时事的勤勉学生”。(30) 五四运动后考入北大的罗敦伟也对北大学生有一个类似的分类:“这些从事文化活动的人为新文化派。其中有一部分更进一步仿佛是政治的运用的叫政客派,听听戏跑跑八大胡同的叫公子派。而学者派则是那些专门读书不问外事的人。”(31)

无疑,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肯定没上面划分得那么分明。许多生活放纵的人可能是对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不感兴趣,但是其他人则有可能是因为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和沮丧,觉得还不如逃避来得安逸。情绪激动地参加五四游行示威是一回事,自我反省的同时投身艰难的启蒙事业则是另一回事。即使《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中那些果敢的富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言论确实反映了北大新文化阵营的观点,可是当时又有多少学生读过这本刊物呢?大部分恐怕根本不曾看过,遑论产生思想激荡了。

一些学生参与新文化运动似乎不仅是被他们的理想主义所驱动,也是得益于大多数同学充当的“反面教材”。他们可以一边憧憬着未来,一边自以为是地进行抨击。例如,缪金源在一本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痛斥他的北大同学过着“无意思的生活”。他特别指责他们把宿舍变成了赌场,沉迷于听戏,并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嫖娼上。照缪金源的说法,除了他的朋友圈之外,北大相较袁世凯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化。(32) 因此,一些学生将自己与同学隔离开来,以创造一种“新生活”。尤其是在1919年和1920年理想主义者们试验了新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一种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的形式。作为其中一份子的马元材这样解释他参加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原因:(https://www.xing528.com)

大约在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宿舍。一天,忽然收到由中国文学系高年级邓康同学署名的一张以“实行新生活"为标题的油印传单,说是要约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原来那时北大校风并不大好。学校宿舍不够住,周围附近都开设不少商业性公寓……学生叫老板为掌柜的,叫工人(服务员)为茶房或听差。老板和工人叫学生为先生。公寓里,除少数用功读书、不问世事外,一时打麻将、逛窑子、捧戏子成为风气。(33)

邓中夏召集到二十多名同学一起成立了“曦园”。他们租下一院平房,没有管家也没有听差。(34) 成员亲自参加园内劳动(买菜、做饭、清洁和挑水),而不雇佣仆役;同意不出入酒楼戏院和娱乐场所,并保证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他们还集资订阅了很多国内的新文化刊物,雄心勃勃地制定了集体学习方案,在自然科学[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圣伊莱尔(Geoffrey de Saint Hilaire)]和人文学科[柏拉图(Plato)、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罗素(Rousseau)、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马克思(Marx)、黑格尔(Hegel)和尼采(Nietzsche)]两方面进行广泛的阅读并研读相关经典。他们因为大多要读原著,所以根据各自的外语能力和学术兴趣自行“认定专题研究”。(35)

大多数“曦园”成员都参加了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除了在街头巷尾和礼堂发表演说之外,1920年春,演讲团开始乘火车到附近的海淀、丰台和长辛店(距北京40里的京汉铁路枢纽)等地的农村工厂去演讲。尽管并不是每次讲演的成绩都很可观——有时只能吸引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但在当年底,演讲队为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办了一份叫《劳动音》的刊物。(36) 讲演团还为长辛店的工人建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北大学生定期去那里演讲。

正如关一球(Daniel Y.K Kwan)所说,“曦园”之所以能有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紧密联系。李大钊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G.Voitinsky)的影响,在张西曼(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教员兼北大图书馆编目员)的协助之下于1919年夏创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37) 1920年3月,李大钊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其中就有一些来自“曦园”的成员。他们被李大钊温和谦虚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因而当他随后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大部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都加入了。可是德里克说得没错,在此阶段,他们中尚无人精通马克思主义,或已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过是同情工人的苦难,向往社会的革命,并对新文化运动的开放性感到幻灭罢了。(38)

“曦园”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于1920年夏解散。它存在的这段时间正是受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启发的“工读互助”运动的高潮阶段。这一运动始于北京并在1919年和1920年成为各地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随后便迅速式微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会长王光祈在1919年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它与北大关系密切,许多知名教授(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李辛白、高一涵和周作人等人)都支持它,并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在它的鼎盛时期,共有四个小组,约120名团员。团员们不需要住在一起,但是每天应做工四小时,经营电影、洗衣、素菜食堂、印刷和制衣等行业。四个小组中有两个与北京大学有关,一个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个组的成员全部是女性。不仅如此,北大组更是男女不限一视同仁,这显然挑战了当时严格的男女界限,因而是革命性的。(39) 在那时,对普通人而言男女自由交谈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别说在一起上课了。知名的茶馆往往有两个入口,一个进男士,一个进女士;许多北京的戏院不允许女子进入,而那些无此限制的戏院却又不准男女并排就座。关于这一点,北大学生田炯锦回想起一对新婚夫妇到城南游艺园听戏的事。为了坐在一起,其夫竟装扮成女人,与其妻同坐妇女席。在他不幸被发觉之后,警察以伤风败俗而将他游街示众,此时警察“不但未受舆论指摘,街道的人对警方之处罚,且加称赞”。(40)

在这种氛围之下,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同一个社会政治试验(如“工读互助”运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五四学生领袖许德珩所说:

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41)

但是在那几年的激进氛围中,社会习俗似乎就是为了被挑战才存在的。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工读互助团不可避免地认定必须反对乏味的文化传统。工读互助团北大组的存统(陈公培(42) )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团体是试验新生活的团体……新生活不是男子所独能试验的……只有男子,没有女子,以社会的眼光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主张男女共同生活。”(43) 一部分北大人所热烈欢迎的“新女性”形象具有这么几个特点:受过教育、有自己的工作、自由婚配和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尽管这些北大人发出的声音很大,但是他们绝对属于少数。而且,那些倡言妇女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通过宣扬妇女解放不仅占据了解放者的位置,还成为了新道德的引领者,因而权力大增”。就文化权力而言,只要他们获得了中意的新式婚姻伴侣,那么倡导妇女解放对于男性来说就是稳赚不赔的事。不过,那些进步男性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像王政所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女性的方式(甚至是在他们的写作中)常常映射出的是旧文化而非新文化。”(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