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北大内部撕裂，抗衡帝国主义成原动力

1925年12月17日便成为北大的一个极其有趣的校庆纪念日(27周年)。12月17日和18日一定是充满了节日的气氛:除了颂扬北大诸多成就的各种演说之外,学校开放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地质陈列室和生物标本室等处,此外学校还有许多照片展览、焰火燃放,以及各种表演(包括京剧和昆曲、女生唱歌、中乐广东音乐、跳舞、武术和西乐等)。(83) 但这些活动并不能掩盖那些正在撕裂北大的尖锐内部分歧。代理校长蒋梦麟则正忙于参与国民党的清党。(84) 学生会出版的一册纪念集很明白地反映了北大内部的分裂。有的作者认为国家当下正迫切需要北大的指引,而北大要想堪此重任,就必须弥合分歧,变得强大起来。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在面临外部挑战或者祖国渴求智识阶级的领导时,北大总能拧成一股绳。另一些人如周作人认为只要持有相反观点的人能相互展现出一点“绅士态度”,并且不使用阴谋诡计,那么所谓的分歧就不足为虑。(85)

但一些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一篇名为《北大的使命》的文章中,法科教授周鲠生便批评北大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学术,却去搞政治运动。“我们虽然遇着国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有时不能不抛开书本,去参加或提倡政治。社会运动,但是这种工作,即令有点成绩,也不是大学的本职。”(86) 周的观点很能代表现代评论派的意见,他本人也引现代评论派为同道。可是,由于该纪念册是由左倾的学生会主办的,所以像周鲠生这样的文章很少,而那些鼓动政治运动的文章则较多。更为典型的是视学生运动为进步标志的经济学家顾孟余和刚从苏联访问回来的政治学教授陈启修。陈启修认为“北京大学的运命,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和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者有关系的,所以今日的北京大学成为打倒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成为国民革命的原动力”。(87)

顾孟馀和陈启修的文章相比大多数学生的文章而言算是比较冷静的。王德崇在《北大此时此地应负之责任》一文中,表示由于帝国主义的摧残,北京是亚洲最落后的地方,而亚洲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大洲。他以一种热烈的笔触呼吁人们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国民革命。全文运用了大量的惊叹号,使得读者只要稍加联想便会流出愤怒的泪水打湿书页。一年后与其导师李大钊一同被处决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邓文辉写道,没有力量能够摧毁北大。这说明曾在1923年流行一时的观点——“北大精神”在逆境中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在1925年的政治环境下有了新的特点。另一位学生明仲祺说,在革命中所有人都必须以“热血”的精神去斗争去牺牲,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是当时甚嚣尘上的“全体动员”论的反映。(88) (www.xing528.com)

显然,所有的作家——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为何——不约而同地提及了北大的历史命运是领导中国。当然,纪念性的文章往往如此。但是这一观点的不断被重复也说明:知识分子在1925年依然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使命,即以最高学府为大本营,塑造国家新的未来。鲁迅言简意赅地说,北大已不仅仅是一所高等学府,而有了更为抽象的含义,其丰富的历史赋予了它在未来创造更大成绩的力量。鲁迅在其为纪念册所写的文章中解释说,自己被指为“北大派”也挺好,因为除了少数反动人士,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89)

从1923至1925年的两年间,人们的话语基调变得更加情绪化了。27周年纪念册中不见了25周年纪念刊中以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为标志的“北大精神”,不见了新文化健将的那些连篇累牍、充满启蒙价值的理性文字;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些不以革命为重的人的零容忍,是以政治观点评说北大的短小精悍、尖刻犀利的杂文。人们可以从这些虚张声势的文章中嗅出一丝绝望、一丝不情愿,因为作者们虽然无力维持其在五四传统中的领导角色,但仍固执地认为北大是遗世独立的——英勇的年轻人保卫着这座桥头堡,并时时刻刻准备着为拯救自己的国家而献身。显然北大学生会试图营造一种团结的气氛。对于那些纪念册的编辑来说,这一次校庆恰好使他们有机会提醒同学们:北大有责任成为北方的革命基地。虽然并非所有北大师生都赞同他们的观点,但纪念册所反映的就是编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