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与鲁迅《野草》：青年批评家与文学研究

秋吉收

（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

1925年5月《语丝》31期上刊载了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受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1]

（下划线均由笔者所加。下同）

这里的“一个青年批评家”正是指成仿吾，“我的小说”就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该小说集出版后，茅盾已率先发表了书评《读<呐喊>》（1923年10月8日《文学（周报）》第91期），这里鲁迅依旧用“首先”一词，可见他对成仿吾的评论的介怀。成仿吾也确实毫不客气地在《<呐喊>的评论》中说：

前期的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我一直读完《阿Q正传》的时候，除了那篇《故乡》之外，我好象觉得我所读的是半世纪前或一世纪以前的一个作者的作品。（中略）《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不甘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2]

自1918年《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刊载以来，五年间鲁迅不断地进行创作，集结成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而言，这部作品集的影响不可小觑。鲁迅把《<呐喊>的评论》称之为“首先”的反应，却是《呐喊》刊行一年后才出现的。此后，鲁迅对成仿吾的批判便不绝于耳。仿若是对《<呐喊>的评论》的报复一样，自1930年1月《呐喊》的第13次印刷（鲁迅自身标记为“第二版”）开始，鲁迅将《不周山》一文删除了。1935年12月将其改题为《补天》，重新收录于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将成仿吾唯一称赞过的《不周山》“彻底毁灭”了。个中缘由，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有所言及。

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中略）《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绝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3]

直至鲁迅逝世的前一年，他的这种多少有些偏执的做法才告一段落。从整体上来说，鲁迅和成仿吾的关系始终是互相冲突的。作为这一连串事件发端的《<呐喊>的评论》到底是如何给鲁迅留下了这样深的伤疤？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1925年鲁迅组织的文学社——莽原社的中心成员并深得鲁迅信赖的荆有麟有这样一段回忆：

先生的第一集小说《呐喊》出版后，创造社的成仿吾，曾给了不大公正的批评。（中略）成仿吾一次不很客气的批评，使先生耿耿于心者，达至十数年。无论谈话里，文章里，一提起创造社人，总有些严厉指摘或讽刺。虽然这指摘或讽刺，另有它的社会原因在，但仿吾那篇批评，却在先生脑筋中一直记忆着。^[4]

以《<呐喊>的评论》为发端的“鲁、成之争”，以及与后期创造社之间的激烈的革命文学争论，是历来的鲁迅与成仿吾关系研究的焦点，然而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成仿吾的关系。之所以着眼于《野草》，是因为其中的第一篇《秋夜》写于1924年9月，正是《<呐喊>的评论》发表约半年后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从成仿吾代表作之一——《诗之防御战》进行解读，进而讨论与《野草》的关系。

正如鲁迅曾几度以满含讽刺的口吻称其为“批评家”一样，成仿吾自身也因“批评家”而自负，实际创作的文章大多数也都是批评（评论）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成仿吾的文学活动却是以“诗”为出发点的。据《成仿吾研究资料》（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中“著译目录（1920—1985）”显示，自1920年2月25日《时事新报·学灯》刊载的第一篇作品《青年（新诗）》开始，直至1922年末，成仿吾的创作是以诗作为中心的（共计23篇。多以青年时代浪漫的青春〔人生、友情和孤独〕为主题）。1910年，13岁的成仿吾随兄长（成劭吾）远渡日本，1914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郭沫若相识。平常多读席勒、海涅等外国文学，也着手于翻译。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后，同郁达夫、张资平等创办小杂志《GREEN（格林）》，开始了真正的创作活动^[5]，这里有必要进行简单地梳理。

1923年，即鲁迅执笔《野草》的前一年，成仿吾在《创造周报》创刊号（1923年5月）上刊载了“诗之防御战”。

现在试把我们目下的诗的王宫一瞥，看它的近情如何了。

一座腐败了的宫殿，是我们把它推翻了，几年来正在重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

空言不足信，我现在把这些野草，随便指出几个来说说。

一、胡适的《尝试集》……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二、康白情的《草儿》……我把它抄下来，几乎把肠都笑断了。……

三、俞平伯的《冬夜》……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四、周作人……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

五、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这样的文字在小说里面都要说是拙劣极了。（中略）

我现在手写痛了，头也痛了！读者看了这许多名诗，也许已经觉得眼花头痛，我要在这里变更计划，不再把野草一个个拿来洗剥了。

至于前面的那些野草们，我们应当对于它们更为及时的防御战。它们大抵是一些浅薄无聊的文字，作者既没有丝毫的想像力，又不能利用音乐的效果，所以它们总不外是一些理论或观察的报告，怎么也免不了是一些鄙陋的嘈音。（中略）这样的文字可以称诗，我不知我们的诗坛终将堕落到什么样子。我们要起而守护诗的王宫，我愿与我们的青年诗人共起而为这诗之防御战！

在这里，成仿吾将创造社视为仇敌的文学研究会的代表诗人及胡适、周作人等文学泰斗彻底地“斩尽杀绝”。除上述引用部分之外，文学研究会作家冰心、泰戈尔、周作人的新诗创作，及以日本的和歌、俳句为发端的“小诗”运动也遭到了他粉碎性地抨击。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口语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仍没有迈出习作的田地，但对于尚处于初期这个背景，多少有些不成熟是情有可原的。成仿吾完全没有看到他人为革新、开拓所付出的努力，只是一味地嘲笑般地全然否定，不是“仇敌”也会感到厌恶（但是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等文坛的泰斗进行痛快地嘲讽，因而也使得《创作周报》一时间呈现了空前的盛况）。

但是，约一万字的饱含情绪的评论，可以想见成仿吾绝不是仅以打倒仇敌的意图进行创作的。“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等言语，可以看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的理念，也可以看到成仿吾自身对文学（诗）艺术的真正的探究态度。另外，公式似的解说、外来语的多用等足以见得他对西欧理论的热心研究^[6]。尽管如此，他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创造周报》的几乎每号都可见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文章，加之在同时期的《创造季刊》上的投稿数量也甚多），在这样透支的情况下，每投一篇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付诸实践，这对初出茅庐的成仿吾来说亦是不易的。动辄就可看到他带着党同伐异、独善其身的政治性色彩，以及前后不一致的冗长赘述等。同时期的《少年中国》《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杂志上也可看到郭沫若、康白情、周作人及闻一多等众多文人对中国新诗该如何构筑的热心讨论，《诗之防御战》则是与脱离这些讨论对既存文坛所做的全盘否定。

那么，被成仿吾攻击的文人对此是作何反应的？首先是胡适，意外的是他没有任何反驳的言语。实际上，大约在《诗之防御战》刊载的一年前，胡适与成仿吾（以及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对误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7]，或许那时胡适已经释然了。在《诗之防御战》发表之际，1923年5月15日胡适向郭沫若和郁达夫发送了关于误译问题的近乎谢罪的和解信^[8]。

其次是康白情、俞平伯（1900—1990）、徐玉诺（1894—1958）等人的反应。据笔者调查所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片沉默（原本像徐玉诺那样确立了自己的诗的世界、历来以真的“脱俗”的诗人自诩的人来说，这种充满了俗气的“批评”几乎不能影响什么吧）。然而文学研究会的中心成员茅盾（1896—1981）针对当时的情形，有这样一段发言：

当时鲁迅读了这篇评论后，劝我们不要写文章与之辩论，因为如果辩论，也不过是聋子对话。……附带说一句，成仿吾是个直性子人，有什么想法，肚里搁不住，就直说出来。但他也是个正直的人，他与鲁迅打过不少笔墨官司。^[9]

最后我们来探寻一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反应。实际上，成仿吾对周作人的批判更为深刻和执拗。他对周作人的攻击不仅限于他创作的诗歌，甚至蔓延到了他介绍的日本的俳句短歌等。“总之这两件臭皮囊，即日本人——与俳谐一样浅薄无聊的日本人”等言辞可以窥见成仿吾对日本本身的厌恶，他对周作人的攻击持续到1920年代后半期的革命文学论争（同时伴随着对鲁迅的批判），足以见得渊源之深。

而周作人也在《诗之防御战》的次月立刻发表了明确反驳的文章，但却刊登在了面向在北京居住的“面向日本人”的“日语”新闻《北京周报》（1923年6月17日第69号）上。署名是“北斗生”，看似是与该事件无关联的文人的消遣之作^[10]。这篇《支那文坛闲话》（原文是日语）的一个段落写道：

上海的创造社同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自己称作是颓废派，但从我看来，他们称作普罗文士更适宜。从去年冬天起直到现在在《创造》杂志上关于误译问题跟胡适博士进行论战（胡适君已经沉默了），猛烈地发挥普罗风格。5月又出了《创造周报》其旗帜更鲜明起来了！（中略）应该看看第1期的叫做《诗之防御战》的论文。这个批评家在文中统统打败所谓专卖中国的诗坛的人们了。他的武者那样的态度实在厉害。（中略）对于有人介绍日本的短歌，狠狠地批评说：“把日本人自己也已经不要的东西捡起来叫中国青年模仿，到底是什么意思？”日本现在有没有短歌是另一个问题，但介绍不一定是提倡，一个批评家应当明白。我也喜欢骂人，看了那种文章心情似乎就畅快，但那个打架的姿态过于勇悍。（六、八）

周作人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在面向日本的媒介做了反驳。由于成仿吾攻击的是日本的俳句短歌进而想到日本，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缘由。虽然这种排遣可以说并非直接坦率^[11]，但却是符合“韬晦”性格的周作人的作风的。另一方面，脱离中国文坛、并且匿名发表这样的自由空间，也许更能吐露真实的想法。

事实上，周作人也曾用中文谈及此事，1923年11月3日的《晨报副镌》上刊载的《杂感：“文艺界剿匪运动”》和后来1936年写的《论骂人文章》 ^[12]。但是，这些仅仅是对成仿吾的“官骂事业”的委婉嘲讽，而非正面地对战。

在较早的时期鲁迅就开始关注新诗创作及研究，1918年5月至7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首新诗，对这篇《诗之防御战》无疑是投以关注的目光的。不单是内容，对“诗之王宫”等矫揉造作之语，欧文罗列、西洋理论的炫耀等统统像似惹怒了鲁迅，在这篇文章刊载的一年后，鲁迅将自己最初的新诗冠以“野草”之名，回应了成仿吾的以“野草”嘲笑拙劣诗作。

受到成仿吾批判的这些文人表面上冷静地对待，实际上受《诗之防御战》的影响甚大。郭沫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中说道：

仿吾异常的勇猛，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中国的所谓文坛，爆击得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中略）仿吾因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的一些大贤小贤。然而仿吾的报应也觌面了。他在用爆击弹，而在敌对者方面却用的是毒瓦斯。 ^[13]

然而，刊载《诗之防御战》的杂志《创造周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杂志呢？创刊于1922年5月的创造社最初的机关杂志《创造季刊》当时是非常活跃的。除创作以外，还刊载了翻译、成仿吾《（呐喊）的评论》（1924年2月《创造季刊》2卷2号）等文章，然而随着它的发展其发表空间却显现不够了，为开拓新的领域而准备的，便是如标题所示显露着对文学研究会的对抗意识的《创造周报》。在《创造季刊》的2卷1号的卷末，以《预告创造周报》为题发表了其宣言：“我们这个周报的性质，和我们的季刊是姐妹，但他们却微有略轻略重之点，季刊素来偏重于创作，而以评论介绍为副。这回的周报想偏重于评论介绍而以创作副之。（后略）创造社启事四月三十日。”与这一主旨相呼应，创刊号的卷头文章就是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随后，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3号）、郁达夫的《文艺上的阶级斗争》（3号）、《The Yellow Book以及其他》（20、21号）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文章，因此杂志上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状况在郑伯奇（1895—1979）的回想中可窥见一斑。

当时，创造社胜利地回击了胡适一派的猖狂进攻，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信任，但也招来了敌对方面的更多的谩骂和攻击。在这样情况下，光凭三个月出版一次的季刊来应战，的确显得太不及时了，……大家主张另出一个机动刊物来应付斗争的需要。（中略）《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入专管这些事。若说这一时期是前期创造社中最活跃的时代，怕也不是夸张吧。 ^[14](www.xing528.com)

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作为“仇敌”的文学研究会当然也关注着创造社的动向。1923年5月，即与《创造周报》创刊号同月发行的《小说月报》14卷5号《国内文坛消息》中有记载说：“关于文学杂志的出版，也有很可喜的消息。……创造社诸君，拟于创造季刊之外，再出一种创造周报内容侧重于批评方面。”但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在1922年6月11日《文学旬刊》39期上刊登的《<创造>给我的影响》中给予反驳：“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茅盾在1924年7月《文学（周报）》131号上针对成仿吾1923年5月的《诗之防御战》、1924年2月的《<呐喊>的评论》做了如下说明：

互相批评，在他们自己骂人的时候，骂人便是“防御战”，是极正当的行为，然而别人若一回骂，可就成了“大逆不道”了。我们老老实实说罢，当我们想起这种现象时，每不禁连想到近二年来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言论。（中略）成仿吾屡次因辩论学理而大骂文学研究会排斥异己，广招党羽，我们都置而不辨，因为我们知道成君辩论是极没有意味的事。……（编者）

成仿吾也时不时说出：“最后的结果却是弄得几乎无处可以立足，不仅多年的朋友渐渐把我看得不值一钱”（1924年4月13日《创造周报》48号）等这样的泄气话，从中也可窥见其渐入消沉的样子。相比较于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多方面的投稿并逐渐扩大成长的茅盾他们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则是局限于同人的小范围而无法突破，关于《创造周报》的末路，这里借用伊藤虎丸在《创造社小史》中的一段话：

《周报》本身已经出版了十数号，早己“有点筋疲力尽”（《创造十年》）。《创造日》发刊后负担又己加重，加之积累的疲劳感。在这样一成不变的艰苦生活下，同人间的感情上的龟裂也走向了表面化。就这样，1923年初郁达夫去了北京，次年4月郭沫若赴日后，《周报》在满一年之后便停刊了。 ^[15]

但成仿吾也没就此投降。1924年5月19日刊行的《创造周报》52号（最终号）上成仿吾以《批评与批评家》为题写道：“真的文艺批评家，他是在做文艺的活动。他把自己表现出来，就成为可以完全信用的文艺批评，这便是他的文艺作品。”从这段话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他自恃“批评家”身份下的自负（虽也能感到有些不愿认输下的口是心非）再者，该杂志最终号上刊载了成仿吾写的《一年的回顾》，提到《创造周报》最初发刊的想法是“内容注重翻译与批评。……我誓要扫荡新诗坛上的妖魔，写几篇批评近日的新诗的文字”。尽管迎来了终刊，创刊号上刊载的《诗之防御战》的“意气风发”始终不曾衰减。

《创造周报》走向衰落以至停刊之后不久，同年11月《语丝》创刊并活跃起来，在创刊号上登载了鲁迅的文章——《说不出》，其中提到：

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己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这里鲁迅将“批评家”成仿吾在《周报》终刊以及《诗之防御战》中“扫荡”“野草”等词，直接用于反击对方，可见对成仿吾的辛辣讽刺之意。这难道不是鲁迅在《语丝》创刊号中对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最终以《创造周报》的顿挫而战败发出的胜利宣言吗？第三号开始连载鲁迅的新诗《野草》系列。“野草”之名正是回应了一年前《创造周报》（创刊号）上刊载的《诗之防御战》中成仿吾对新诗的侮蔑嘲讽。

鲁迅的全部著作中，直接谈及成仿吾约有50处，以《三闲集》（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收录1927—1929年间所写的文章34篇）为代表，该作品集多处出现鲁迅辛辣之词。其中经常被引用的《“醉眼”中的朦胧》（1928年3月《语丝》4卷11期），《三闲集》的命名，就是用成仿吾、李初梨等提倡革命文学对他的攻击作为反击之“箭”的，其《序言》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

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中略）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17]

这里又能感受到鲁迅对成仿吾执念之深。为了反击对手而将所谓“骂名”来命名自己的作品集，不仅是《三闲集》，《南腔北调集》（1934）亦是将论敌嘲笑自己的“腔调”而命名的；再者《二心集》（1932）的“二心”也是回应了论敌的批判。众所周知，鲁迅当时潜在的斗争和反抗意识在他的《而己集》（1928）、《华盖集》（1926）、《且介亭杂文》（1937）、《伪自由书》（1933）等作品集的命名上都或多或少体现出来了。

那么，散文诗集《野草》的命名又蕴含怎样的寓意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鲁迅对此的说明。王吉鹏的《“野草”具名的长久心理蕴含》 ^[18]可以说是目前研究界的一种回答。

鲁迅童年在百草园中度过的日子。……感受到了野草一如他们一样旺盛的生命力……诗人的气质使他把“野草”作为了自己中年沧桑的自况，分外珍爱，特别看重。厦门时期，……在寂寞之中他思考着，只有这些野花草陪伴着他……他所选择的疗伤砥血之所，却又是“野草”。野草给鲁迅的是安全，是一个永远的精神家园，……成了他的思想堡垒。（中略）总之，“野草”的命名，绝不是鲁迅偶一为之的突发奇想，它包含深刻的含义。……散文诗集《野草》则更是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

据鲁迅自身的经历、言说等等，可以看出他对植物的一贯热爱^[19]，因此，将诗集命名为《野草》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然而《<野草>题辞》（1927）中的一段介绍了当时的执笔状况，“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从“野”中长出来的强劲的草本身就被赋予了顽强斗志的意识了。

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中说“新诗的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根本算不上诗的诗）了，……诗坛是会堕落的”，以这种极端的口吻来侮辱“野草”，进而促使鲁迅如此强烈的反应。将自己的诗集冠以“野草”之名，进而对成仿吾宣告，他所谓的最低劣的“野草”正是自己唯一的“诗草”。《<故事新编>序》的末尾，鲁迅嘲笑道：“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成仿吾所谓的佳作——不周山）删除……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把被贬低的作品全部展现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做法同《野草》命名完全一致。

《野草》的命名，同《三闲集》等其他作品集的命名一样，是鲁迅自身的斗争宣言，同时也富于讽刺和机智，正是鲁迅式的命名。诗集《野草》仍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与对其他作品集的命名不同的是，鲁迅对《野草》的命名闭口不言，可见他对“野草”的深邃想法。 ^[20]

历来研究中，《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5月）被公认为是鲁迅针对成仿吾《<呐喊>的评论》（1924年2月）做出的首次回应，但是，根据以上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该时间大概可以退至1924年9月开始执笔的散文诗集《野草》之际吧。

注释

[1]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原载于1925年5月《语丝》31期。

[2]成仿吾《<呐喊>的评论》，1924年2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

[3]《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

[4]荆有麟《鲁迅的对事与对人》，收于《鲁迅回忆断片》，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初版（未见），使用同公司1947年版，第20—21页。

[5]近现代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中，将成仿吾的三首诗（《静夜》《诗人的恋歌》《序诗（一）》，均1923年作）收录其中，可见他作为诗人也得到一定认可。

[6]关于成仿吾的文学艺术探究的更多细节，请参考中井政喜《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论》（2005年汲古书院）、阿部干雄《成仿吾的“文学观”的变迁》（2008年3月《言语社会（一桥大学）》第2号），以及其他在中国发表的论文，如袁红涛《青春的激情与入世的冲动——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2004年8月《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卷4期）等。对成仿吾用的“野草”一词，中井先生曾给予了笔者宝贵意见，并促使本文的形成，在此表示感谢。

[7]针对余家菊以英语为底本重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原著是德国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倭铿）的误译问题，郁达夫在《创造季刊》1卷2号（1922年8月）上批判的同时，胡适在《努力周报》（1922年9月17日第20期）[编辑余谈]栏写了《骂人》并对郁达夫给予了批判。与此同时，成仿吾在《创造季刊》1卷3号（1922年12月）上以《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批评》为题，近一万字的文章进行了彻底地讽刺和反击。原本仅是误译问题，于胡适方面不利。详情请参考胡翠娥《“翻译的政治”——余家菊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笔战的背后》（《新文学史料》2011年4期）等。

[8]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1923年5月15日）《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胡适在鲁迅和陈源争论时劝说二人和解而发出的信——《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前出《胡适全集》（第23卷），第485页。

[9]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回忆录（五）》，《新文学史料》1979年11月，第5辑。

[10]《支那文坛闲话》开头（记者栏）中有这样的注明：“北斗生是支那文学界殊有名的人，对日本文学也深有研究。支那文坛闲话是其自身书写的日文。是了解最近支那文学界的必读书目，绝不是闲话。”这位记者便是当时与鲁迅和周作人有过直接交流的丸山昏迷。

[11]伊藤德也《<新文学的二大潮流>是如何写成如何刊行的》（2014年12月《周作人研究通信》第2号）中写道：“《支那文坛闲话》是对特定的文学者批判或讽刺的文章，如若以中文写就发表在《晨报副刊》等杂志上，以当时周作人的影响来看，势必会成为文坛一个大事件吧。用日文写并发表在对众多中国读者来说不容易获取的日本杂志，因此才公开了具体批判的人名了吧。”同时请参考该氏《周作人的日语佚文<中国文坛闲话>》（《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

[12]周作人（署名：知堂）《论骂人文章》，原载于1936年12月16日《论语》第102期，收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13]郭沫若《创造十年》<十二>，原载于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收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4]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重庆《文坛》半月刊第1~5期、第2卷第1期，1942年3~6月、1943年4月。《创造社研究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9页。

[15]伊藤虎丸《创造社小史（解题）》《创造社研究创造社资料别卷》，亚洲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16]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原载于1927年1月《洪水》3卷25期，后收于《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中有“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17]《<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笔。引用部分是鲁迅搬到上海后与论敌斗争的最后一文，可见对成仿吾成见之深。《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围绕《三闲集》的出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细节，请参考竹内实《鲁迅与柔石（一）》（1969年11月河出书房新社《文艺》第8卷第11号）等。

[18]王吉鹏、林雪飞《“野草”具名的长久心理蕴含》，《沈阳大学学报》1999年3期。

[19]请参考拙稿《鲁迅和与谢野晶子——以“草”为媒介——》《高知女子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第45卷），1996年3月。

[20]事实上，成仿吾和鲁迅同样对“草”有着特殊的感情，比如在他的题为《海上吟》（1922年3月《创造季刊》1卷1期）的诗中，有这样一节：“汝神秘之象征，/汝无穷之创造，/汝宇宙之一毛，/吾又汝千山之一草，/草！可怜的草！”。成仿吾的诗作中不乏孤独哀愁的色彩，把那样的自己比作“草”也是颇有意味的。而在《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这首诗中，光明与黑暗的对比，着实与鲁迅以影自比彷徨于无地的意境相似。“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我只觉得我生太幸福了，/世界是逭般阔大而光明，/全不是往时那般暗，那般小。//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然而我又未免油然惨伤，/想起了我生如一个孤影，/凄切地在荒原之上徬徨。/march17，1924”成仿吾这首诗写于1924年3月17日，也就是鲁迅《野草·影的告别》执笔后4个月。在上海的成仿吾因《创造周报》停刊（5月19日），即作为批评家的自我意识处在消沉低迷的状态。此时的鲁迅，处在军阀混战的北京，在看不到曙光的政治暗黑中。在文学上反目的二人，与绝望拼死斗争抵抗的生存方式竟然有着一致性。

（原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本文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