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与士大夫争夺的权力之谜

几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积极好学，是因为出身满洲部族的他们，深知尊孔重儒对治理以汉人为主体的一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性。通过刻苦读书，他们在儒家经典掌握方面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康熙帝每学完一部书就主动让身边的大臣抽查、考查自己，最终，连熊赐履、李光地这样的理学重臣也称康熙帝“讲论精微，义理融贯”。雍正时期的大臣鄂尔泰则称雍正帝“幼耽诗书，博览弗倦”。

另一方面，由于皇帝掌握了大量理学知识，也就有能力对理学家的观点进行反驳。如在理学家的提倡下，当时夫死妇殉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朝廷还经常对此进行旌表。康熙帝却对理学家的这种迂腐不实的观点进行批判，下令停止对殉节的旌表，以遏制不良风气，表现出他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可见，一旦皇帝自己掌握了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就掌握了与汉人士大夫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短兵相接的长期斗争的制高点，而这样一来，传统汉人士大夫的优势便荡然无存。

以康熙帝为例，他年轻时对熊赐履、李光地、魏象枢等理学大臣充满敬意，一直虚心请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他自己对儒学的掌握越发深刻，他变得自视甚高、唯我独尊，对以上几位大臣常报以不屑一顾之态度，甚至指斥他们为“伪道学”，以所谓人品定学术高下，开始以势压学，操学术予夺之权。例如，康熙帝在剪除鳌拜势力过程中曾受到熊赐履鼎力相助，事后他对熊言听计从。康熙想巡幸塞外，被熊赐履劝阻。熊赐履又力主建立起居注制度，而且不让康熙帝看起居注内容，力图以此规劝皇帝。当时年轻的康熙帝对此也都基本接受。但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帝开始斥责熊赐履为“伪道学”。他将大学士熊赐履曾经犯过的将票拟错的文件口嚼咽下的行政错误，解释为为人伪善的表现，又批评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过当之处甚多”，认为王鸿绪请求将此书刊刻颁发学宫，高士奇也为之作序，这些道学之人怎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熊赐履七十多岁退休回乡后，康熙帝又派人时刻监视熊赐履的一举一动，连他生病请哪个医生、吃什么药等细节都不放过，表现出康熙帝对汉族士人领袖的戒惕。而康熙晚年之所以如此贬低、防范这些理学官僚，其目的在于排斥这些士大夫在解释儒家思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方面的发言权。

雍正帝在曾静案发后，亲自撰文，引经据典，对自古以来的夷夏之别从理论上进行辩驳，为满族入主中原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极力论证了中国古代的虞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但后来都成为圣人君主。春秋时期楚国最初被周天子视为“夷”，秦穆公也曾霸西戎，但这两个“夷”“戎”国家后来都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见地域、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君主，仁德爱民才是主要标准。雍正帝对华夷之辩的批驳，所用的也都是儒家理论，即使现在也常为学者引用，这显示出他自己较为深厚的儒学功底。(www.xing528.com)

当皇帝掌握了儒家经典之后，自然会将之用于对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与维护。例如，泰山是中国的政治名山，从秦始皇开始，皇帝们都要去泰山封禅，但到清代，清朝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康熙皇帝屡屡登临泰山，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泰山的山脉自长白山来。从现在的地理学角度来说，泰山和长白山根本就不是一系的山脉，但是康熙就要这么认为。泰山不是很重要的一座政治山脉吗？人们不是都知道泰山封禅吗？于是，他便说泰山源于长白山。长白山是满族人的老家，处于东北，这样的说法，可以凸显他们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治合法性。由此可以看出，文字狱的频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皇帝和汉族士大夫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斗争结果。为了同那些秉持“华夷之辩”理念的士大夫展开斗争，皇帝甚至不惜将这种斗争推进到一种连疯汉都不放过的极端地步，这也是孙嘉淦等儒学名臣、梗骨诤臣难以有所作为、不得不低头缄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18世纪中国士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真实写照。

对于乾隆帝来说，如何处置孙嘉淦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对于孙嘉淦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诤臣，如果仅以对“伪稿”的质疑而进行处置，显然难服天下人心。然而，如果任凭伪稿流传，那皇帝的所作所为，则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皇帝权威扫地，而孙嘉淦本人则可以成为儒家道义的化身，这是乾隆皇帝难以容忍的。故而，对伪稿案的拉网式追查在所难免。

总之，作为经世派官僚的一员，在乾隆时期文狱风暴初起之时，孙嘉淦能够成就正臣之名，很幸运地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即位之初一直信誓旦旦称不能以文字罪人的乾隆帝，终于还是祭起文狱屠刀，用不了几年，乾隆帝发动的文字狱会愈发惊心动魄。他学会了父亲借文字狱整肃朝政的手段，更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处，以极端高压的姿态应对民间对朝廷的不满和潜在的反清情绪。孙嘉淦若活在晚些时候，且不说官位、名誉，自己的性命和家小能否保全都尚未可知。他似乎预料到疾风骤雨即将到来，在死前把自己的著述全部焚书毁版，让自己的思想在人间绝迹。除了孙嘉淦，那时诸多的经世派官僚大多放弃了“立言”的奢望，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到在现实中建功立业、在与君主合作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上。直到乾隆以后，随着乾隆那种政治路线日渐难以维系，汉人士大夫开始重拾政治话语权，再次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