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性质与经过

御前会议是在6月16日到19日这四天中召开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时大量拳民已在京城内外展开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已发动侵略战争，形势已非常紧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面临这种形势，正像联军统帅们在6月20日发布《大沽宣言》一样，他们已经势成骑虎，不明确表态是不行的。

在此以前，清政府通过刚毅涿州之行，已经确定了拳民“不能解散”；通过“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的事实，认识到西摩尔联军“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对列强侵略军之来北京已经是顾虑重重的了。6月16日，贝勒载濂的奏折说：拳民斗争“端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是断绝根株，将来赔款钜万，偿命多人，实有非今日力所能及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且拳民“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他的结论是：“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速‘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大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

既然事实和情况如此，那么为什么就从6月16日当天下午开起，还要费四天时间，开四次御前会议来讨论“和”、“战”，“剿”、“抚”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还是抵抗的问题。

就第一次御前会议的经过情况来看，当时大沽口之战尚未爆发，西摩尔联军尚在廊坊，慈禧太后召开这个会主要是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她说：“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掳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一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阻止西摩尔联军入京，所以决定了派员出京；同时荣禄在场说他将把袁世凯“调入京城镇压‘乱’民”。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对“和”、“战”，“剿”、“抚”还是没有什么定论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和派主张“弹压‘乱’，民”，他们是“乌合之众”，是不能保国的；认为此时不能言战，战必亡，“国命安危，在此一举”，“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即“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则认为“人心不可失”，“义民起自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对于洋兵之来则认为可以董福祥“御夷，当无敌”。在几次御前会议上，说来说去，两派对“和”、“战”，“剿”、“抚”的理由无非就是这些。在当时情况下，主和派的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战争是由列强首先发动的，并且是以“联军”的形式组成的。中国要么投降，要抵抗就是“尽敌诸国”，对这种强加于中国的联军，清政府不能承担责任，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至于把拳民评为“乌合之众”，就其纪律和战绩来说，也是不符事实的。主战派主张抵抗列强入侵，除了对董福祥的“无敌”评价有夸大之处以外，对拳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至于主持会议的慈禧太后，虽“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她还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所以在列强于6月10日派出西摩尔联军，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中国之际，“如果中国政府曾经愿意同外部世界作战的话，那么，西摩尔远征军的登陆就已经为它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口实”。但是，“这个口实并没有被利用”。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慈禧太后谈起主和的理由来，可以比主和派谈得更多更好。所以在第三次会议上，她批评那帮人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在这次会议上，她虽说由于拳民斗争来势甚猛，深恐“纸老虎穿破”而“不敢轻说‘剿’办”，但她毕竟没有下达让荣禄调袁世凯来京的命令。这时，她“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对于“和”、“战”，“剿”、“抚”的问题，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只好不了了之。她虽也说了“岂人心亦不足恃乎”？“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的话，但实际上是没有决策的。(www.xing528.com)

不料，在当天晚上偶然发生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决定了御前会议必须继续召开，使会议性质为之一变。这个问题是“二十日夜三鼓江苏粮道遣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即“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看见这四条后，“绕屋前，徬徨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自此以后的三次御前会议的性质，就由征求意见的性质一变而为因列强“勒令皇太后归政”而成为主战的会议了。

6月17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慈禧太后在会上说：“顷得洋人照会，凡四条”；但她只讲前三条而讳言“归政”一条，作为“其一未详”一笔带过后复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群臣闻之悲愤，大半皆决战议，端郡王、侍郎博良言之尤力”。太后复高声谕云：“你们诸大臣均听见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方与洋人开仗。万一开仗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尔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说是我一人送的天下！”于是“派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论以利害，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三臣先出，复谕荣禄布置战事，群臣始退”。18日召开第三次会议，会上“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19日召开第四次会议，“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已成决裂之局，无可挽回矣”。

不过，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也始终没有把主战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她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中，甚至光绪皇帝也没有同意她的这个决策。他立即下坐执总署大臣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因持其手而泣”，许景澄“亦泣”，哭作一团了。但是，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决策已定，没有再行讨论的余地了。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太后，虽因“归政”问题而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不惜一战，但“当宣战之日，因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穊，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她召开会议的目的，无非是“特籍盈廷集议，一以为佐证，一以备分谤”罢了。不过，在她自己以后又立意主和以前，这帮在御前会议上坚持主和的所谓“五大臣”，由于政局的发展和消灭佐证等等的需要就得身首异处了。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7月29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于8月11日，皆相继“斩于市”。这个老练阴险的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来主持晚清政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