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先秦文献中炎帝与炎帝氏族的记录

先秦文献中炎帝与炎帝氏族的记录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先秦和两汉的文献中,由于“六经”和《史记》的编纂者有选择地削删和著述,炎帝氏族的活动情况反映甚少。[37]101与炎人国的“朽其肉而弃之”也完全是两码事。[38]其中的“夏桀之国”在《史记·吴起列传》中作“夏桀之居”。《西羌传》因为采自魏国的《竹书》,应与先秦文献同等看待。

先秦文献中炎帝与炎帝氏族的记录

在先秦和两汉的文献中,由于“六经”和《史记》的编纂者有选择地削删和著述,炎帝氏族的活动情况反映甚少。但从“经”“史”之外仅存的吉光片羽中仍能推定其中心聚落的位置。

1.1 《山海经》中的“南方……有人曰苗民”

《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有人曰苗民。”郭璞注云:“三苗民也。”[20]455—456

以下资料证明,三苗即炎帝之族。

徐旭生认为:“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 ”。[35]58“三苗”犹“南蛮”,是北方氏族对炎帝氏族的蔑称。东吴学者韦昭注《尚书·吕刑》说:“三苗,炎帝之后共工也。”[36]538吕思勉也说:“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21]87

1.2 《墨子》中的“炎人国”

《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父母)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37]101

《墨子》的译注者释“炎”为“啖”[37]102,谬矣!“炎人国”实行的是二次葬:父母死后,先浅葬一段时间,待尸肉腐败再将尸骨水洗入葬,所以又称“洗骨葬”。而《墨子·鲁问》记“啖人国”如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2]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wèi,赠送)其君,君喜则赏其父。”[37]205这个吃人的部落叫“桥”,与炎人国是两回事。

其实在“炎人国”的同一段文字中还记有一个“輆沭(kǎi shù)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37]101与炎人国的“朽其肉而弃之”也完全是两码事。译注者所以释“炎”为“啖”,大约是他也不相信炎帝部落会在南方。

现代考古发现,在湘西北的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18座墓葬多为二次葬;湘中的株洲县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24座墓葬全为二次葬;湘东南的茶陵县独岭坳遗址一期34座墓葬中,除了孩童墓坑,其余也为二次葬。这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湘西北、湘中及湘东南都有“炎人国”的活动足迹

1.3 《战国策》中的“三苗之居”

古今学者研究三苗故国最重要的资料是《战国策》中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8]引文选自湖南师范大学李维琦教授的点校本。该本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依据,撇开了汉以后两千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接近于原貌。

关于“三苗之居”,多数学者认为是三苗氏活动的区域,笔者认为应是“三苗之都”,也即炎帝氏族的宗邑,理由如下。

其一,“居”和“都”的古韵同在鱼部,“居”属见母,“都”属端母,二字可以通转。例如:

(1)在《世本八种》中,王谟辑本说“黄帝涿鹿[39]20,(黄帝建都于涿鹿)而秦嘉谟辑本却说“黄帝居涿鹿”[39]272。(www.xing528.com)

(2)《世本》秦嘉谟辑本说“平王徙居洛”[39]273,洛邑是东周的首都,“徙居洛”就是“迁都洛邑”。

(3)《世本》王谟辑本说“夏禹都阳城”[39]20,而《太平御览》在引用这句话时写作“世本又言夏后[3]居阳城”[40]

上述三组例子证明,“居”可以与“都”相通。“三苗之居” 即是“三苗之都”。

其二,通观吴起这段对话,意在谏讽魏武侯“河山之险不足凭”,多举善政才是巩固政权的根本。吴起一共举了“三苗之居”“夏桀之国”和“殷纣之国”三个例子,用相同的句式排列了三者所据的“河山之险”,但是都因“为政不善”而致败亡 。[38]其中的“夏桀之国”在《史记·吴起列传》中作“夏桀之居”。这份资料更直接地证明,“三苗之居”就是“三苗之国”,即三苗氏的都邑。

其三,重要的是吴起后面还说了“恃此险也”,进一步缩小了“三苗之居”的范围。古代洞庭湖鄱阳湖绝不是现代的版本,而是两片浩渺的水域。吴起当时在魏国,他站在北方的角度看,三苗宗邑好像夹在鄱阳和洞庭两大泽国之间,北以衡山为障,南有文山作屏,这种情形才与“恃此险也”相称。如像有的学者所论,“三苗之居”是指江汉至江淮那样辽阔的区域,又有何险可恃?

关于“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32]332“先君之主”是祖先牌位所在的地方,所以“三苗之都”即是三苗氏宗庙所在的地方。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吴起说的“三苗之居”即是三苗的宗邑,是炎帝氏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

1.4 《西羌传》中的“其国近南岳”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41]国者,国之都也,《庄子·秋水》有“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可证。《西羌传》虽然产生于南北朝,对于它的史料价值,顾颉刚也作了特别的肯定:“西戎的名号应以《竹书纪年》所记的为最早。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42]668

徐旭生在论及传说时代的资料时,认为“综合材料比未经系统化的材料价值低”。未经系统化的材料虽然零散,却是“零金碎玉”,“(要)把后一项零星资料小心地搜集和整理起来,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出来可信的历史核心”[35]31

《山海经》关于“苗民”的记载、《墨子》关于“炎人国” 的记载和《战国策》关于“三苗之居”的记载正是这样的“零金碎玉”。作者仅是拿这些资料来说明其他问题,而并非要证明资料本身。这就说明此类资料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为社会所公认。

徐旭生还对上古史材料的价值提出了分等原则,他认为产生于先秦的为一等,西汉人著作中保存的有关材料为二等,新综合材料、《世经》为三等。[34]33根据徐先生关于资料等次的意见,《墨子》《山海经》和《战国策》产生于先秦,属一等资料,价值不容低估。《西羌传》因为采自魏国的《竹书》,应与先秦文献同等看待。

“南方有苗民”将三苗故国界定在长江以南。“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又将范围缩小至湘东和赣西之间。“其国近南岳”排除了赣西,“楚之南有炎人国”和“衡山在其北”进一步排除了湘东北。这些“零散的”“未经系统化”的材料经过梳理,将三苗故国的位置锁定在湘东南,这与上一节说的苍梧之野在地域上是一致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