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谈到：“最古炎族北侵，亦在少昊之墟（今山东曲阜），变麦田为稻田，则黄族去而炎族至也。”［4］48去者，离也。“黄族去而炎族至”，此消彼长的更替潜伏着尖锐的部族矛盾。前者开始连续发动对炎帝集团的战争。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与炎帝的战争：“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pí）貔（pí）貅（xiū）
（chū）虎[1]，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7］1这就是上古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又称涿鹿之战，炎帝部落以失败告终。
但史学界多认为与黄帝部落交战的是炎帝氏族的支系蚩尤或共工。如丁山先生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认为：“（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可以说即与蚩尤战于涿鹿。”田昌五先生在《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则认为：“奉炎帝为宗神的古姜人，以共工氏最为著名。”“‘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指的就是这个部落。”
继炎、黄之后，便进入所谓的尧、舜、禹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部落首领为了扩大领地而不断发动战争，部落联盟已发展成为军事联盟。
《尚书·吕刑》记载了一段尧征三苗的类似檄文的话：“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8］535—536征伐的主要原因是“苗民弗用灵”。三苗族人不敬奉北方氏族的宗神，不听从北方集团首领的号令才是导致战争的真正原因。所谓“制以刑”“皇帝哀矜不幸”云云出自战胜者之口，政治宣传的成分似应更多。征伐的手段是“报虐以威”，即以暴制暴。征伐的目标是“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即要使三苗氏亡种灭族，这方面内容在上一章已有述及。
以尧为首领的军事联盟，是由涿鹿之战后的西北集团和东方集团融合而成的。《吕氏春秋·召类》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9］这是尧师与三苗在丹江流域的战争。
丹江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今陕西商洛市的终南山，向东南流经河南后，在湖北均县注入汉江。丹江流域是江汉平原通向西北的要津，也是一块丰饶之地。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北方集团与南方三苗集团交汇、争夺的地区。对位于丹江南岸的下王岗遗址的研究显示，该遗址的第7、6、5层是属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层，第4A、4B层则属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层，遗址的第3层又属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层。［10］
上述不同文化遗存交替出现的现象证明，这一带在距今5000年左右是北方先民活动的区域，而距今4700—4600年前后，三苗集团的先民一度扩展到汉水上游乃至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距今4500—4300年间，这一带再次成为北方集团的活动区域。南北相迭的文化层，反映的是不同部族的占领和退出。(https://www.xing528.com)
《尚书·舜典》记载了三苗氏族战败后，“舜流四凶”的情况：“流共工于幽州，放驩（huān）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jí）鲧（gǔn）于羽山。”［8］66被舜驱赶的对象中，共工、驩兜和三苗均属炎帝部族，现代多位学者认为“鲧”是“共工” 的合音，则“四凶”全为炎帝之族。流放的地点中，幽州在今辽西一带，崇山在今湖南省张家界一带，三危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羽山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沭县交界处。
由于三苗的叛服无常，战争也一直没有停顿。《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11］前一章已经讲到，苍梧在西汉以前指湘东南地区，是三苗族故国，也即炎帝氏族的宗邑所在地。舜师在这里遭到最顽强的抵抗，其军事首领连性命都搭进去了。
由于尧舜时期对三苗的持续征讨，大大削弱了三苗的实力，为禹时代从根本上战胜三苗奠定了基础。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三苗集团最后的失败：“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水（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勃）祗（振，通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谨）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12］这段话的意思是，禹为军事联盟的领袖时，三苗故国遭到地震、水灾侵害，人心惶惶。禹乘机出兵，标榜受命于天。战场上像雷电一样震天动地，禹有人面鸟身的神护佑，禹师士气大振，射杀了三苗首领，苗师大败。这次失败后，三苗就一蹶不振了。
以上仅是古籍中关于炎帝部落与北方部落联盟战争的大致轮廓，黄帝、尧、舜、禹均是神话人物，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也是战国人编定的，不必过分穿凿附会。传说中禹的儿子启是建立夏朝的人物，可知北方氏族与炎帝氏族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夏建立之前。经过长期的战争，炎帝集团在中原的辉煌终以失败而悲壮谢幕。
北方军事联盟与炎帝集团的战争，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分裂的状态，也进一步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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