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天津及冀东、滦州一带同盟会的活动更为零散。一九〇六年、一九〇八年廖仲恺曾两次奉孙中山之命来天津，第二次是由天津转东北。他是同盟会的天津主盟人，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在天津活动的情况。王法勤从日本归国后，一直在天津活动，人们只知道他是天津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而且积极参加立宪请愿，是当时有名的活跃人物，但他曾秘密参与过滦州起义的策划活动。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他被任命为同盟会燕支部的副支部长。冀东玉田的江浩，在日本时参加同盟会，回国后任遵化中学学监。他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而且往来京津，也参与过滦州起义及天津起义的筹划。
另外，由于天津距北京较近，是海陆交通的枢纽，因此就成为革命党人进行“中央革命”的后备和缓冲基地。如杨笃生欲在北京进行暗杀活动，就在天津设立机关。吴樾炸五大臣的伙伴、著名的东北革命党人张榕，也曾在天津大丰巷某歇业当铺内设秘密机关，以便沟通京奉消息；吴牺牲后，他跑到天津避难，后被捕在狱中关押四年。典狱长王璋，原来是义和团首领，张榕入狱后，很快结为同志；一九〇八年在王璋协助下，张榕越狱，一同逃往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彭家珍于一九一一年九月，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任为天津兵站部副官，负责转运军粮、枪械、马匹等，经过赵铁桥、黄以镛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军用免费、半费火车票，以及军用物资，都为京津革命同志提供了方便条件。同盟会员王葆真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到天津、滦州参加活动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和他接触的还有赵秀章、丁小川、凌钺等人。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同盟会京津支部建立（后改为京津保支部），由汪精卫任支部长，李煜瀛副之，白逾桓任参谋长，彭家珍任军事部长（一说吕超），黄以镛任交通部长，并在天津创刊《民意报》由赵铁桥负责，以“传布民意党意见，铸成共和”为宗旨。同时，白逾桓也在天津发行《国风日报》，鼓吹共和。(www.xing528.com)
同盟会统一支部的建立，本来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大好事，但可惜的是汪精卫自出狱后，即投靠袁世凯，和袁克定结拜为兄弟，成为袁在同盟会中的代理人，给京津保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大部分会员只知道汪精卫主张用政治手段争取统一，反对武装斗争，还不知道他已与袁世凯进行勾结并按照袁的旨令行事。当然也有些人如白毓崑等，已经发现袁、汪勾结的阴谋活动，所以有的斗争根本不与汪商量。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的王葆真，虽然在天津、滦州活动，也避不与汪见面。不少同盟会员，由于兼跨共和会、铁血会等组织，他们就和其他革命团体一道英勇战斗，如滦州起义、任邱起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同盟会支部下设暗杀部（暗杀团），曾经进行过一些暗杀活动。北京的暗杀团，曾出动十八名男女同志，兵分三路，狙击袁世凯；天津暗杀团的薛成华（原为共和会员），也曾在天津车站狙击张怀芝，未中，英勇牺牲。另外，还有不属于同盟会支部的会员，如从事新剧演出的王钟声，武昌起义前，曾在京津两地演出新剧《爱国血》等，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他又来天津，准备组织革命斗争，被袁世凯爪牙杨以德、张怀芝逮捕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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