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的另一个谈话重点是孩子们的学业，而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选择面对的是知识性学问，此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人如何对待科学和知识。在传统的语境下，知识性学问自有其位置，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被统摄在道德的培养之中，比如王阳明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王阳明全集·与陆原静》）君子以道德养成为目标，但并非要摒弃事务，只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保持省察涵养，则各种事务无不是磨炼心性的途径，知识性学问不过是其中一种事务。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性学问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重新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定位。对此，梁启超倡导以道德统摄科学，即是一方面必须纠正现代性的偏离，重新恢复道德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需给予知识特别的重视，使它既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又能够保持活力获得应有的发展。
清华研究院时期，梁启超实行的教育改造，其目的正在于此。他首先强调道德修养的主导地位：“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在此前提下，再处理知识的地位。他一面延续王阳明的思路，将知识的学习作为修身的一种途径：
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
科学研究作为人格修养的工具，其运用方法与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炼”并无二致，王阳明《传习录》中的一段对话，恰可作梁启超这个意思的注脚：“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在具体做事中省察克治，即是实学，才是真致良知。做学术研究何尝不是一项精密繁难的事务，而恰恰是修身的机会。但这里是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提出来，因此具有时代意义。梁启超接着说：
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
所谓“要斟酌于两者之间”，就是要面对知识的现代情况加以调整：知识性学问已然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就不能将它与其他方面等量齐观，而需要特别处理。在梁启超的方案里，知识探求既然可以作为修养的工具，当然有其合理地位；不仅如此，学生和学者还需要自觉地将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修养的主要方法，因此知识获得了特别的重视。这样既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又保证其发展始终处于道德的统御之下，不致脱离方向、失去控制。
求知作为修养工具，其操作方法就是在知识探求过程中时时省察内心和调整状态（“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这对应的是修身的第一条途径“省察”。除此之外，知识对于道德修养还有熏陶默化的作用，则对应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涵养”。随着知识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增强，知识对于修身的涵养作用，也应得到重视和强化。这一点在古时博学类型的儒者身上有所体现，朱子即其代表，但限于时代环境和言说方式，对于知识的涵养陶铸作用未见有明确的论述。梁启超在修身工夫路径上更认同陆王，而自身的知识兴趣则有类于朱子。下面以梁启超对儿子的一番话为例。事情的起因是，梁启超对于在国外留学的思成的人格偏向和情感异动产生了担忧：“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接下来分析其原因：
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薰染陶镕，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这里强调学业的“薰染陶镕”之功，就是说，知识性学问除了属于事上磨炼的一种方式之外，对于生命亦有涵养、充实、扩大的作用。这段话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是专门对“做学问的人”说的。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成为一种职业，学者成了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在这一点上所谓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并无不同）。这是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需要面对它，处理好这个职业行为与修身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是，学者一面要像对待其他职业一样，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一面强调由于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学者的研究活动占据了生活的主要部分（其中人文社会学科与生命活动的联系更紧密），因而对生命有很强的“薰染陶镕”的作用——需要尽量充实扩大其内容，以求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www.xing528.com)
相反，如果所从事的知识内容单调乏味，也容易造成生活和生命的单调和厌倦：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
接着又现身说法，说明多面的学问趣味对自己精神的激发作用：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对于知识性学问的重视，同时对其可能带来的对生命的损耗保持警惕，这两点总是同时体现在梁氏家庭教育之中，试举两例说明。思顺在梁启超回国后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梁启超专门请了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其补课，其内容遍涉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同时梁启超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劳累过度（每星期不许超过十小时，星期天必须休息，必须多游戏运动），他还极力反对日本式的填鸭教育，提倡“猛火熬、慢火炖”，“优游涵饫，使自得之”的传统学问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给思顺请家庭教师，包括后来在家中讲《孟子》和清代学术源流，都是在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因为当时（国内）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内容，梁启超曾为孩子们从日本回国后如何选择学校伤脑筋，这也是后来梁家子弟尽可能都到国外读书的原因。采用家中授课的方式和知识性的内容，严格地说，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围，而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在梁启超是不得已而为之，与现在家长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的性质不同。
另一个例子，在思庄面临大学专业选择时，梁启超建议她学生物，“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并且“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狠是我们家里的憾事”，希望她为弟妹们开个好头。又建议思庄在主业之外，再选一两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作为辅助，并且“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思庄“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这里的意思，与对思成的话联系来看，他对知识性学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希望生命和学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对而言，做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其所事与生命的联系较紧密，可以在内容上扩充，以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做自然科学的，所事与生命的距离较远，还需要增加人文艺术方面的内容和实践，以滋养涵润生命。
虽然有这些提醒和建议，但梁启超对于孩子的专业和职业从不干涉，希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思庄一度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生物学，后来发现与自己的兴趣不合，转为图书馆学，梁启超同样很支持）。后来子女们各有所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和职业，并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人才。至此我们看到，修身为本以及专业研究与生命之间相互促进，才是梁氏家教的“秘诀”，才是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佳话的根本原因。
对科学和知识地位的重新评估和调整，是梁启超基于时代要求作出的贡献，亦为返本开新之一例。身体力行的梁启超为后来的学者立了一面旗帜：学术研究与修身实践相统一，一切无非生命的学问，与占山头争夺资源、为稻粱谋的学术投机者固自不同；知识性学问不成为修身的障碍，多方面的兴趣反而有助于精神的激发和生命的充扩，一扫知识、道德的本末倒置，与知识耗损生命、干枯无趣的学者形象恰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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