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最深刻的启发，即是老师用他的身教，让我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质，乃是庄子所说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知”是从成为一名“真人”的实践历程中获得与流露出来的。换言之，若不往“真人”的路上迈进，就永远无法真切明白古人所说的话。今人在学院中谈论传统文化，多采取旁观者的角度，使用各种理论与分析方法，进行概念诠释和系统建构，这样的方式虽然也有价值，但仅像是用一根根的管子来窥探一只豹子；若依照古人的观点，只有自己先变成豹子，才能真正了解豹子。意即，只有自己变成其中的一部分，才能了解传统文化。
真正的中国文化，是学问与生命合一的。正因如此，此种思想、学问的传承，必须倚赖具有真实生命智慧的人师；而此种思想、学问的学习，也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接收，更必须有信仰、有实践、有生命的印证。正如佛教“信、解、行、证”的修学次第，不能仅有“解”，亦必需有“信”、有“行”、有“证”。毓师说：“古书，你们当材料读，我当圣训读。”正因有此敬意与信任，能够虚己笃行，对古书自然多了一分感通与理解。于是，老师能将一切静态的概念，化作活泼泼的动态实践，让中国思想从理论系统式的“平面文本的存在”，成为“立体生命的存在”。(www.xing528.com)
已故学者傅伟勋（1933—1996）曾说中国儒道佛三家的哲学具有“整全（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的特质，不是传统西方哲学所谓“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而是随着心性向上、向下、往高、往低实存地转移而成的辩证开放性哲理。透过生命的转化，所见就日益深刻。从毓老师身上，让我更加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老师常训斥我们并没真正读懂一本书，甚至连一句都没读懂。言下之意是，古圣贤的言语背后，莫不蕴积着甚深的经验与历练，言之愈简，其意愈深。后之读者得之太易，往往滑口而过，未能玩味其中的真意。这一点也是我所常犯的毛病，若非师教，则无以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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