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研究及作品欣赏：中西方对比

一、中国现代的美术

20世纪初，发端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树立起了批判传统文化、创建现代文明的旗帜。中国现代美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特色，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向前发展的。现代美术教育和美术运动蓬勃兴起，大批留学生和美术家投身于美术教育，更新观念，中国新美术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一）中国现代的绘画艺术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通过不断变革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艺术上，这更是一个重新起步、承前启后的阶段。这时期的绘画艺术呈现出多样化风格，对传统的突破之大，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广，都是史无前例的。

1.西学东渐

20世纪初期，西方美术理论书籍经日本进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留学生赴日本、欧洲各国留学，如陈师曾、何香凝、李叔同到日本，李铁夫到英国和美国，吴法鼎、李超士到法国等，他们在国外学习西洋绘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革命的兴起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

2.革命绘画

（1）左翼美术运动。左翼美术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的、进步的美术创作和批评活动，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参加左翼美术运动的革命的、进步的美术家，在艺术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指导，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美术发展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们把美术活动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强调美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强调为社会而艺术，提倡为民众服务的“大众美术”，在革命美术的演进中充分运用传统的民族美术形式和民间美术形式，在美术创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左翼美术家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了大量社团活动，创办美术杂志，举办美术展览，利用漫画、木刻版画等形式创作作品，宣传革命思想，实现其为社会而艺术，艺术要为大众服务的目的与观念。他们推崇形式简洁、语言直接、收效明显的民族美术形式和具有民间风格的艺术语言，创作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2）苏区美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美术工作人员很缺乏。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唯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1930年1月古田会议之后，红军中的艺术股得到充实，美术宣传活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在红军出版的一些油印或石印的小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幅幅的宣传画、漫画，而且红军所到之处的墙上或壁上也都可以看到一幅幅的宣传画、漫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苏区成立了工农美术社等美术专业机构。在美术专业人员和广大美术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苏区的美术创作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群众性的美术宣传活动也获得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发展。

（3）解放区与国统区美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美术家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他们直接参加前线战斗，体验战地生活，经受战争的考验。

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解放区美术出现了新的面貌。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使自己转移到革命立场上来，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美术作品。这时的美术作品多反映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和劳动生活，努力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艺术形式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广大美术工作者对民间年画、连环画等以往被忽视的美术样式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注，推陈出新，创造出了民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新连环画。艰苦的战争环境限制了油画等美术创作的发展，但木刻、漫画、宣传画、画报等美术创作则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作品形式风格多样，具有新鲜、明朗、简洁、朴实、生动感人的特色（图7-4）。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美术家来到这里，促使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美术活动得到开展。在国民党政权的官方美术活动中，梁鼎铭、梁又铭、梁中铭兄弟是值得注意的人物。梁鼎铭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主编《革命画报》，1927年在蒋介石支持下创作了以北伐战争为题材的大幅壁画。抗战爆发以后，梁鼎铭创作了《民众力量图》《荣归图》《血刃图》等作品，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梁鼎铭完成了《抗战画史》，同年还举办了“八一三”抗战画史展览，展出《抗战军勇事绩》《昆仑关前线写生》等抗战题材的油画、速写百余幅，成为当时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个人画展。抗战时期，梁中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委员，并任阵中画报社社长达八年之久，使《阵中画报》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官方宣传刊物。他曾绘制抗战速写500余幅，描绘抗战时期前线与敌后的战斗。抗战胜利后，他以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少将专员的身份主编《抗战忠勇史画》等书，以丰富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记录了八年抗战可歌可泣的历史（图7-5）。

图7-4　《负伤的头》（黑白木刻）张望（现代）

图7-5　《抗战漫画》封面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大后方经济危机加剧，政治形势时紧时弛，进步文化活动遭遇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越来越大的困难。不少美术家坚持进步，积极参与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这给予他们的创作以更充沛的活力，使作品有了更加丰富的现实战斗意义。大后方的美术家在抗战时期和抗战结束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他们以漫画和木刻为武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民主、自由、进步的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3.商业绘画

现代美术出现了新的特征，那就是商业美术的出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术出版物的更新发展，包括石印画报的出现和月份牌画的流行；二是现代书籍装帧和装潢艺术的出现。

美术作品的流传越来越依赖复制品的传播。19世纪末，欧洲石印技术传到上海，画报在此时期成为现代视觉读物出现。《点石斋画报》便是图画与时事新闻结合的产物。为了取悦读者，画报增加了讽刺、幽默甚至滑稽等内容，逐渐发展到漫画。漫画在新闻的复制传播过程中，进入百姓手中。

商业经济的发展，将商业广告与图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出现在上海的特殊画种——月份牌画（图7-6）。

图7-6　广生行月份牌画

（二）中国现代的书法艺术

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在这个极其动荡和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不仅产生了无数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潜入正轨，熔今铸古，已不分碑、帖之学，且广拓新境，竞趋光大，开启了中国现代书法之门。这个时期书法最明显的特色就是书法不再只是文人雅士与达官贵人的专属，而成了一种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实用艺术，并出现了不少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的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这一时期的书法活动十分活跃，书法教育也从过去的师徒相授渐渐向社会化教育的方式转变。

萧娴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书法家。张大千的书法老师李瑞清以北碑书法闻名，作品粗悍霸气有余，而细腻流畅不足。于右任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书家，融北碑行草于一炉。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作品以碑版为主，深受西方画理与佛教精神的影响（图7-7）。在帖学一路有较大发展的书法家有民国时期的特例——沈尹默，基本未受康有为理论的影响，坚持研习传统的帖派书法。白蕉也是帖学一路的翘楚。单纯用碑、帖两派不足以形容，现代时期的书法，其呈现的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

图7-7　李叔同书法作品(https://www.xing528.com)

（三）中国现代的建筑与雕塑艺术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中华民族固有的木结构古典建筑体系逐步被以钢筋混凝土结构、钢框架结构为基础的近代建筑体系所取代。西方近代服务于涉外、工商、文教、娱乐等方面的建筑类型取代了宫殿、庙堂、帝王陵基和古典园林等中国传统的建筑类型，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制打破了传统的以木构开间为基础的单体建筑和院落组合形制的单一模式，在建筑艺术形式上，则是既有西欧近代复古主义样式，也有欧洲现代建筑运动样式，还有融合中外建筑的形制布局、艺术装饰等若干因素，共同创造了中国式新建筑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受外强干预大幅度“变革”建筑材料、类型、形制、作风的现象，在中国沿海沿江被迫开埠的城市，特别是在曾经设有租界的大城市里，如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地，表现得尤其集中和充分。

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雕塑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宗教雕塑处于衰落时期，民间小型雕塑虽很繁荣，但未能成为主流。辛亥革命时期，即有青年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学习雕塑。五四运动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更多的美术青年先后赴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学习雕塑。他们归国以后在国内美术院校开设雕塑科、系，举行雕塑作品展览，使中国雕塑在内容和表现方法上产生了新的变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地曾兴建了一些孙中山纪念像和纪念民主革命家、抗日战争烈士的纪念碑，并出现了一批知名雕塑家。传统的宗教雕塑仅在西藏等地还有些大的兴造活动，但已不能成为主流。

二、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美术教育，是科学民主思潮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政府、教育家和私人团体从各自不同的目标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教育实践活动。近代真正意义上的高等美术教育始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民国历届政府对高等学校教育不但给予了积极扶持鼓励，而且还对其办学质量和规模进行适时监控。由于当时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新式美术教育有了飞速发展。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后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转折点。

（一）中国现代的现代艺术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紧迫突出的社会政治和民族存亡问题，促使向来以国家民族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深层次去检讨反思中国社会衰败的精神文化根源。20世纪初，一些上层文人能够从较高的立足点观察艺术文化发展的潮流趋势，他们的艺术观实际上从属于革新政治的主张。这也决定了他们比同时代那些将眼光专注于传统笔墨形式、讲求传统师承的画家，有更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以及更紧迫的艺术使命感，因而是他们最早奏响了艺术变革的号角。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介绍西方油画时，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传播西方绘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他们已超越技术、技巧的层面，而力求去把握新的艺术思想和精神。蔡元培发表猛烈抨击“忠君”“尊孔”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的同时，大力呼吁将审美教育作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从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手段。他从康德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美的根本特性是普遍和超脱，这是他提倡美育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种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冶，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他认为美感和美是由“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津梁”，美育是人格完成的必由之路。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和国民教育总长期间，改革旧体制、实施新教育，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之一，并把美育与其他革命救国的方法、途径、形式统一了起来。在他的竭力提倡和影响之下，美育在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艺术教育开始在普通教育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一批新型的美术学校相继建立起来，出国学习美术的留学生日渐增加，一些专业美术团体建立并十分活跃。蔡元培致力提倡美育对现代美术的发展，对创建中国现代的美学体系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二）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机构

中国最早的美术学堂，可追溯到1854年设立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的“土山湾画馆”。此后，国内专门的美术学校相继出现，主要有：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私立南京美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美术专科学校、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私立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私立北京艺术科职业学校、私立无锡美术专门学校等。专门的美术学校中，绘画、雕塑等所谓“纯美术”学科有了越来越独立的性质，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这一时期中国美术教育仍然保持注重实用美术教育，强调“纯美术”与“实用美术”的联系，强调“纯美术”和“实用美术”综合的教育格局。教育的布局结构相对合理，既有包含“纯美术”和“实用美术”的专门的美术学校，也有众多综合性大学中设置的美术系科。如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设有艺术系，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开设图画专修科，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北京艺专曾并入北京大学成立艺术学院。新式美术教育注重合理的学科构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摆脱了传统的束缚，采用欧美、日本实用美术教育，传统工艺并没有在实用美术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工艺美术课程中增添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内容以适应社会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在众多美术学校中，国立杭州艺专的实用美术教育令人瞩目。杭州艺专集中了一批从西欧主要是从法国留学回国的艺术家，还聘用了来自西欧国家的设计家担任艺术设计教学，如英国教授担任雕塑及石刻指导、俄国教授担任建筑艺术指导和商业图案指导。他们将西方实用美术和艺术设计带到了中国，使国立杭州艺专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实用美术人才的摇篮。学校学习氛围自由，现代艺术倾向强烈，同时注重基本技术训练和艺术素质的培养。学生一二年级不分系科，三年级始分绘画（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等不同系科授课。国立杭州艺专图案系（包括建筑专业）重视设计，将艺术与技术融合在一起，如装潢设计联系广告及印刷品，染织设计结合印花布、壁挂及地毯，陶瓷设计结合器皿造型、纹样及烧制，室内设计结合古希腊柱头及室内家具陈设等，因此培养了大批现代艺术设计人才。1950年国立杭州艺专改名“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图案系改名“实用美术系”，后被并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建筑专业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不少教师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实用美术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重要教学力量。

（三）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美术教育

1.解放区的美术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美术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为政治斗争和广大民众服务的美术干部是解放区美术教育的根本目标，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成为解放区美术教育的办学方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美术教育，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时曾建议设立革命画课程，聘请画家任教。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学校开设了美术课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解放区的美术教育得到了发展，大批美术家从城市来到陕北，为解放区的美术教育发展提供了条件。

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解放区美术教育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得到改造。解放区的美术教育强调为政治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不允许存在“资产阶级学院”的“为艺术而艺术”、“纯技术观点”、“形式主义”的艺术思想和教学方法，追求不同风格流派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被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军对峙，往往采用简单的斗争方式予以解决。这种战争环境形成的美术教育模式反映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从实业教育到美育再到为革命服务的变化，成为中国美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特殊阶段的特有风貌。

解放区美术教育采取民主教学的方针，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学校批判“美术大师”个人崇拜的思想，强调教员和学生平等，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志关系。美术教学采取集体研究、集体讨论的方式，在最需要发挥艺术家个性的创作活动中也要求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教员和学生的作品经常在一起举行观摩展览，师生之间互提意见、互相帮助和共同进步。根据《讲话》规定的基本方针，解放区在兴办美术学校时，不再机械搬用旧美术学校那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学院派及正规化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而是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来开展教学，按照培养革命美术工作者的要求来开办学校。

解放区的美术教育要求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观点和工作作风，要求学生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扫除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艺术观点，确立文艺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立场。解放区美术教学创作课占据重要的地位，技术课程和理论课程围绕创作进行，以培养学生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才能。解放区美术教育要求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必须参加到革命的实际斗争和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将生活中得到的具有思想意义的题材和新鲜活泼的感受与课堂学到的技术、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克服教学和创作实践脱节、创作与生活脱节的倾向。解放区美术教育在美术创作画什么、怎样画、为谁画，即题材、对象、技巧、风格、思想和立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知识分子基本不再是正面表现的主要对象，工农兵成为美术创作的主体，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成为最主要的创作题材内容。“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提倡的“为人生而艺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中以“工农兵美术”的形式得以具体化。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对外来艺术也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延安与外界环境缺乏必要的交流，不可避免地妨碍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教育的视野和胸襟，影响了解放区美术教育综合素质的提高。解放区美术教育重视文艺作品的功利性作用，对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视尚显不足，不少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方式显得粗糙。由于战争环境和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本身的师资结构问题，解放区美术的理论研究建树较少，往往以一般性的政治理论替代对于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本身规律的研究。美术理论研究的积弱，影响了20世纪后期以及今天的中国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现代性发展。解放区美术教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解放区美术院校为革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美术干部，不少革命美术工作者创作出了优秀的美术作品，为革命美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解放区的革命美术工作者成为美术教育的重要力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教学形成的新型的战时革命美术教育模式，对20世纪后期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国统区的美术教育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1938年8月26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改定初高中音乐图画每周教学时数》的文件。文件规定：“查音乐与图画二科，足以激发民族意识，鼓舞抗战情绪，在非常时期，需要倍切。兹经本部决定，初级中学音乐图画二科各年级每周教学时数，仍各改为2小时，高级中学音乐图画二科各年级每周学时数，仍各改为1小时，以利用教学而示注重。”这个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了美术课的教学时间，突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术教育的重视。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一大批艺术家和一些美术院校来到大后方，西南等相对偏僻的地区因此成为当时国统区美术教育的中心和基地。

1940年5月，重庆成立了“中国美术会”，该会的宗旨是聚集全国美术家的力量，推动特殊时期的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此前，杭州艺专的200多名师生在校长林风眠的带领下离开杭州辗转来到湖南沅凌。而北平艺专在“七七事变”之后也迁校到江西牯岭。到1938年3月，“教育部”下令，将两校合并成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湖南沅凌，该校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重要基地。中国艺术教育的过去，是紧闭在玻璃房中的一个玩意儿，很久以来只是模仿和抄袭，和中国社会的轴心脱了体。应从过去不出学校大门的艺术教育环境中觉醒过来，战时艺术教育需要养成实践写实艺术家，不要自然主义的东西。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使中国的美术教育呈现出特殊的形态，林风眠因为种种原因只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艺专校长就辞职了，后来相继有腾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等任校长。到1944年秋天，随着时局的好转，“教育部”决定艺专分立，原师生迁回杭州原来的校址，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同一时期，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也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和影响，当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上海时，在刘海粟的主持下，上海美专师生在“大新画厅”举行了“上海美专师生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师生捐赠作品近500幅。1939年底，刘海粟前往南洋，1942年上海美专迁址福建建阳，只留下少量师生在上海，抗战胜利后，学校又迁回上海，刘海粟从南洋回来继续任校长。总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美术教育开始衰落，但重庆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其美术教育的发展却迎来了新的契机，全国大量的文化和艺术精英聚集在此，美术界的大批艺术家来到重庆，特别是几所重要的美术学院都迁址到此，使重庆的美术教育出现一片生机。许多名家如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李可染等均在山城开画展、办学校，艺术家们认识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艺术创作和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为抗战服务。如果说1937年以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呈现了宽松和自由的多元格局，那么抗战的爆发使这种多元很快走向统一，这是因为战争使艺术必须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艺术专科学校校歌写道：“我们以热血润色山河，不使河山遭蹂躏；我们以热情讴歌民族，不使民族受欺凌。建筑坚强的城堡，保卫我疆土人民……为创造人类的历史，贡献我们的全生命。”当时的艺专师资队伍中包容了艺术风格不同的各流派教师，如林风眠、关良、倪贻德、李超士、丁衍镛、胡善余、赵无极等人。同一时期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徐悲鸿聘请了很多名师，建立了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包括吕斯百、陈之佛、吴作人、黄君璧等。随着重庆各美术院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条件也逐渐完善，在当时的中国美术教育界影响逐渐增大，来重庆求学的人员不断增多，这些院校的生源以云南、四川、贵州为主，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海内外著名的艺术家或教育家，如朱德群、吴冠中、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国统区的其他城市也有一些美术院校在炮火中诞生，如山东济南的私立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西榕门美专等，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些学校曾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在国统区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艺术形式仍是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木刻。在需要动员全国民众起来抗日的关键时期，艺术及其社会功用继续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国统区的革命画家就是士兵或宣传员，他们的作品也是刺向敌人的七首，如李可染的《谁杀了你的孩子》、唐一禾的《全面打击侵略者》等。另外，抗战开始，漫画也起到了及时报道局势和鼓舞士气的作用。1937年，上海成立“上海漫画救亡协会”，宗旨是“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以争取抗敌救亡最后胜利”；在南京，该协会还举办了“抗战漫画展”，吸引数万观众前来参观；在桂林，“战时绘画训练班”的开办培养了一批新的漫画家。

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理论研究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著作有：1937年丰子恺著《少年美术故事》；1939年龚启昌译《儿童绘画心理之研究》、温肇桐著《小学美术科教材与教法》；1941年托德和董仁坚译《儿童的美术享乐与应用》；1944年丰子恺著《艺术学习法及其他》；1948年温肇桐著《美术与美术教育》、黄茅著《给绘画青年》、沈子丞著《图画的鉴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