鲑去来：安东神父的中美交流努力与贡献

我得一辈子感谢李嵘——我青梅竹马的中学同学，当时她在人民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的硕士。在她的导师——杨恒达教授的引荐下，我得到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位神父做助理。这并不是一份神职工作，Ron Anton（安东）神父的世俗身份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在旅居中国的十几年里，他做了两个了不起的项目，我觉得是可以被写进中国教育史的。

第一个是和林毅夫先生一起在北大后海边的朗润园里创办的Beijing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北大国际MBA），简称BiMBA。授课老师除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本土资深海归教授，如杨壮、海闻、胡大元等，就是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商学院的教授们。

北大国际商学院的全职MBA项目和兼职EMBA项目，常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MBA综合排名第二，仅次于北大的光华商学院，在职MBA薪酬和EMBA校友满意度常常名列榜首。《商业周刊》形容它是中国最有“良知”的MBA项目。BiMBA让中国的学生接触到了美国乃至世界最好的企业管理方法及商业伦理。很多中国优秀的企业家都曾求学于此，比起其他商学院，少了很多沽名钓誉的官员或花钱让秘书来上课的老板。

除了享誉全国的BiMBA，安东神父同时也是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北京中国学中心，简称TBC）的创始人和终身荣誉院长。如果说BiMBA项目是用国际化的商学院成就中国的企业家，那么TBC就是这条双向车道的另一边——专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TBC每年开办长、短期项目，把AJCU遍布全球大学的学生、教授、管理者和学者团体带到中国来学习语言和文化课程，以期下一代的西方人更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

为了让这些人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安东神父利用他在中国潜心搭建的人脉，把最好的老师、教授请来，我第一次排课表的时候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给TBC授课的是清一色的北大、清华、人大的副校长、院长以及系主任级别的超大牌教授，来给这些美国本科生上课。也难怪直到今天，TBC仍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海外留学项目。

我作为安东神父任期最长的助理，目睹了他为促进和加深中美之间学术、文化、教育交流所付出的努力和卓越贡献。为了能不受干预、低调地完成他的使命，在中国他一直穿西装或便装。与十六世纪千里迢迢为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利玛窦神父一样，他在中国的使命并不是传教，而是借助教会的资源和人脉，把教育和光明带给发展中的中国。

安东神父是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的会士，除了协助祈祷、从事社工慈善、拯救贫困之外，耶稣会的神父们一向视教育为最高使命，相信可以通过开启智慧让人们获得救赎，在这一点上跟佛教殊途同归。他们在全世界大小城镇创办了许多大学和高中，比较有名的大学有北京的辅仁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可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设置大调整之后，一批世界级大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培养的人才都成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复旦等大学的建校地基。

以利玛窦、罗明坚、南怀仁、汤若望为代表的一大批驻华神父不但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国、对中国感情最深的人。他们为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启蒙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耶稣会在历史不同时期屡遭迫害，曾盛极一时的耶稣会今天仅剩两万名成员，在一百多个国家修行惠众。加入耶稣会比加入其他修会困难得多，要受到更长时间的考验并获得更高的学历。所以大多数耶稣会的修士是大学或研究所的教授，我先后交往过的十几位神父都是集学问和仁爱于一身的贤德长者。

第一次跟安东神父去美国，跟他一起住在修道院。当管风琴古老的乐声呜咽响起，他第一次穿着圣洁的白色神袍出现在我面前，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好多之前不能解释的疑惑也都找到答案了：一个人可以扛住各种压力和委屈，不知疲倦地做自己相信的事，对我这个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小跟班责罚有度、疼爱有加，没有些大爱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TBC这样的西式工作环境，本来就不提倡加班，我当时年轻贪玩，到了下班的点儿就关上电脑走人。但安东神父永远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锁门离开的人。为此我还经常说他是“工作狂”，劝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这么拼。他通常只是笑而不语，但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朝我说了下面这段话：(www.xing528.com)

我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个你常常用在我身上的绰号，因为我不认为它精确地描述了我做的事。人们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在用一种负面的情绪描述工作，因为在他们心里，工作是辛苦而无聊的事，是乐趣和幸福的反面。然而，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很热爱我做的事。我也是一具肉身，当然和所有人一样会感到疲惫，就像足球运动员，他们都累瘫了，但他们会一直踢下去。有时候工作可能会有挑战，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它辛苦或无聊。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于我，工作就是我真实享受的生活。这也是我每天一睁眼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办公室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喜欢用到这个后缀的话，你不如叫我“生活狂”。

安东神父这段话，说得我面红耳赤，高山仰止，铭记在心，永生不忘，也成为我从此以后对待工作的态度。感谢安东神父，我终身的人生导师，在我应对第一份工作时，就教会了我如此重要的工作伦理，也让我更明白，选择一份自己真正钟爱的工作作为事业是多么重要。

和其他学富五车的耶稣会士一样，安东神父有七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他在学术论坛上挥斥方遒，在谈判场上寸土不让，但素日里却平易近人，跟看门的大爷勾肩搭背，掏钱送卖水果的小伙儿去上学。只会十几个中文词汇的他和只会十几个英文单词的图书馆馆长单衍荣老师两个人手舞足蹈地比画半天，就算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翻译，他也不会因此而着急发脾气。

安东神父毫不介意晚辈没大没小直呼他Ron，但我无论如何叫不出口。在英语里，天主教的神父本来就被称为Father。但我又不想跟别人一样叫他Fr.Ron或Fr.Anton。我索性就叫他Father，貌似很生分，一般记不住神父的名字才这么叫。但是对于我来说，安东神父对我的疼爱和教诲早就超越了老板对雇员、老师对徒弟。他和我的父亲同龄，我直接叫“爸爸”反倒是更顺口顺心。我暗自瞎想，哪天安东神父百年，我是愿意为他披麻戴孝的，只要教会不反对的话。

有人问我既然这么崇拜安东爸爸，怎么跟了他三年也没皈依天主教，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第一，为了能在中国继续做他热爱的教育工作，他从不主动为中国人布道，尤其是身边亲近的人，弄不好要被贴封条的。他只是偶尔会在自己的房间给美国孩子讲讲《圣经》，带领弥撒，并回答任何人对宗教产生的疑问。而我那个时候幼稚愚钝，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在后悔得要死。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并不认同天主教神父要遵从的三大戒律：安贫、守贞和服从。神父们虽然也会根据他们在世俗世界的岗位拿到相应的工资，可以用这些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家具放在办公室里，或买一些礼物送给他们关爱的人。但是他们名下没有任何财产，走的时候生前用过的东西全都要留给教会。

对很多人来说，老板出差回来就意味着逍遥的日子到头了，但每次安东神父从美国回来，我都特别开心。他在美国的日程通常按小时安排，但他每次都会记得给我带个小礼物，要么是大学球队的棒球帽，或非政府机构的T恤。他知道我不太舍得花钱买衣服，也会把他穿不下的衣服送给我。我从小是穿表哥表姐的旧衣服长大的，不但不会嫌弃，反倒满心欢喜。美国的旧衣服质量也很好，而且一定不会在马路上跟别人撞衫。

其实我是接受“君子固穷”的，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台苹果电脑是我所有财产里最贵重的东西。我也天生不喜欢大房子、大车子或者所谓大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一无所有，如何去尽我的责任去照顾我的亲人和其他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第二，我无法放弃情爱和性爱带给我的幸福和欢愉。爱情是排他的，对主的爱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赤条条来，赤条条走，父母终将离我们而去，儿女自会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每个人注定孤单。在人生旅途上，如果还不能有个贴心的人相伴相偕走一长段或一小段路程，那真是太寂寞凄凉了，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最难的还是“服从”，我虽然对神明心有敬畏，但我生性自以为是、桀骜不驯、无视权威，绝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小时候太乖了，成年以后反倒变得叛逆，对自由的渴望大过任何东西。中文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英文里特别对应的一句话就是：Live free or die hard，完全不敢想象由别人支配、规划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