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思想集：宇宙本观论

中华文化是宇宙文化的外化，它是来源于宇宙核心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传播到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而然。中华大地通过这种宇宙信息，感悟到了宇宙存在的一种无私、无为、祥和至善的宇宙自然法则。它在蕴化的过程中，无声无息，动静结合，始终以一种静观的状态外现。人们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和一年四季的准确交替，节气变化的毫厘不爽，感受到了无为与宁静，至善与无私，祥和与普化的乾健之道。这种自性、天真、通达无碍的自然法则，我们称它为善孝本观论，亦即宇宙本观论。

中华文明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智慧经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民族饱经沧桑，经历了无数次的雨雪风霜的磨砺和洗礼，仍如一颗参天大树屹立天地之间，使中华文化再次普洒甘露、蕴化群芳、和谐万邦，走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再次复兴的伟大时代。

中华文明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勃勃生机。它的宽容与博大将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融合、相互接纳、相互滋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调整、共同进步。使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相互嫁接、合理运用、解读当代、慰藉人心、和谐相处、和平共存。用它那坚实的年轮与智慧、沧桑与古朴，化干戈为玉帛，了嗔化怨、消恨解愁，它的祥和之光再次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什么是中华文化本体观呢？它是通过无限虚空和看不见的无限，了悟宇宙不是精神，不是物质，是本根的真空妙显；它是超形象、超感觉的大存在；它是真空之中有妙有，妙有之间游真空。中华文化本体观的精神与思想与宇宙直接相应，与人体直接对应。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之表率。人的整体面貌是与宇宙暗合的，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正如《黄帝阴符经》所云：“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这句话就说明人是小宇宙，宇宙是大宇宙。人通过不断地修善，才能通晓宇宙万有，虚灵空寂的真常之道，从而通过内修仁德，使宇宙善孝之本初外化于现实，给人类点津破迷。

那么宇宙文化本体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呢？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在天地破鸿蒙的一刹那，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将宇宙博大精深和慈善自性朴化的好生之德收揽于心，于是反哺于社会。这些圣贤通过对宇宙文化的反复实践，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善化力量。于是他们悟到了宇宙文化——中华文化本体观应对于人就是勤劳、俭朴、虚无、恬淡、自然、和谐、关爱。圣贤们把这些智慧传播于民，播撒于万物。他们把这些信息无条件地、大公无私地传播给芸芸众生，从而起到了由源头播撒到万方的善化作用。

人类一开始的文明并不是宗教。因为没有人类与万物之前，宇宙不分善恶。这种宇宙的本体面貌，圣人由视觉听觉到感觉，然后产生识别，最后身体力行，善化群方，使中华文化与宇宙文化一脉相承。后至河图洛书，伏羲将此天地之大文章通过数理演变创造了先天八卦，用来解释宇宙万象万有之谜，这就是中华智慧的源泉。

中华圣贤通过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反听天籁，自醒自觉，身体力行，身修万化来感天悟地。他们自信而不迷信，涤除人类后天的私欲，回归于宇宙本真，与宇宙本真天人合一，于是达到至真、至善、至美、至虚、至无的恬淡心性。这种智慧同时传遍中华大地，于是先民在圣人的点拨下都产生了一种对善的向往，所以群方自然形成共识，对善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崇敬之心。

既然群方同时宗善，孝是百善之首，人伦就形成了。形成人伦自然需要传播与教化。教化教化，不教则不化。善孝之道不是宗教，而是天经地义的人伦之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分析出宗教的初衷也是教育而不是迷信，更不是用恐怖来哄骗人类，而是用道德来感化人类。如用恐怖干预只能使人类对宗教产生被动的依赖与厌恶，这种依赖自然背离了宗教是教育的初衷。教育的目的是教人自觉，自省，而不是倒在宗教的怀抱里。“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人们因此失去了通过学习和实践认识而最终达到自修、自觉、自悟、自省的自主人生。

那些有智慧的圣贤，他们对精神上的恐怖干预是不予理睬也不予接纳的。他们最担心的是自身内心的不光明，他们处事谦下，慎独知礼，知进知退，他们恬淡世俗，贱货而贵德，顺天应时与天地合而为一。他们怕的是背离宇宙的真常之道，内心光明本体的缺失，以及对天地之道的缺德与失信。所以说“吾日三省吾身”，生怕自己有错误，及时纠错，及时改正。他们从不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更不把错误推到魔鬼身上，他们只知道，“君子无德怨自修”。

洪荒时代，在中国的本土上，出现了伏羲、炎帝、黄帝，他们是在中国被称之为三皇的先圣。他们通过对天地之大，仰观俯察的认识，发现和总结了阴阳五行变化的总论。于是他们引导先民开荒破土，发明创造，修德振兵，始创人文，教民农耕，预示吉凶，使部落通过文明的发现相融相合，伟大的中华民族诞生了。于是他们对天赐之灵智，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感恩之心。他们勤于农耕，访贤问道，善孝循环，宗人伦，法纲常，推功让贤，化流四海，用此不争之德教化万民，回馈上苍。

因为中华民族的感恩之情来源于对孝的回报，对善的传播，对天地之道的赞美，所以他们注重修为，克己制欲，知足知止，爱护万物，护佑苍生。于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方式产生了。他们宗的是善，宗的是孝，宗的是道——天道。

后至周朝，文王在羑里演卦，创造了后天八卦。通过乾坤坎离四卦，对先天的性体和后天的情欲进行了诠释。对乾坤坎离的体用互变，以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八卦应于天宫星辰，八卦应于大地四方，八卦应于人事吉凶，八卦应于宇宙万象的信息相通、相知、相感、相应，给予了全方位的阐释。

老子隐圣显凡，对天地万有皆出乎于无名之朴的大道全面阐释，雄著了八十一章五千言的《道德经》。它哲思宏奥，包罗万象，含弘光大，给管理者指明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大化之道，给修身者点明了内修外化、身国一家、反听天籁、宁静致远的修德之道。

由此，中华民族本体的宗教思想——道家思想产生了。道家的政治代表人物是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道家的理论代表人物是老子，他的《道德经》被称之为万经之王，他的思想阐释了天地无私无为、无分无别、混元不破、一阴一阳为之道的宇宙实践。

这样，道家文化就形成了中华民族上接宇宙、下接芸芸、中达人事的文化脉络走向。

因为宇宙是一种混元不破的无极状态，它静极生动，产生阴阳，构成五行，五行又自分阴阳。天地于是混沌凿开，浊清分明，清为天，浊为地，乾坤动静，阴阳对应，四季循环，生长收藏。天地四方为六合，天干地支与自然五行对应。天地之间构成的五类元素，阐释的是五行对天地，对阴阳，对万物，对四方，对人身，对吉凶祸福的应用。通过内观的方法知晓人体内在经络和宇宙经络相互流畅，相互感知，相互体用，心明妙现，并存不二，天人合一的混元之道。

通过洞察天地自然无为运化规律了悟人体自身与天地阴阳二气相应，日月普照万物，自然形成昼夜寒暑，万物勃勃生机，浴天之甘露。人之双眼为日月，回照丹田气海，自然天人合一，同时知晓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圣贤通过内观了然宇宙万有之至宝，就是赖以生存的人类家园——地球。

他们通过静观，虚极静笃，了悟“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彻悟虚白朗耀的无限虚空的点点繁星，应对于人类众生。

圣人修身，身体力行，体天道的好生之德，度化芸芸众生。他们是宇宙智慧的承载者和大化智慧的传播者。他们的智慧与宇宙无限虚空是相通相融的，他们体天乐道的行为是宇宙本初外化布施于万物的行为。这样，大本大源、大化、大公无私的智慧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智慧应在人类的作用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大化与妙显。这就是中华文明智慧之脉的起始。

先民们敬畏天地之宽广与无限，开始了无穷的探索。中国八卦的《连山》《归藏》。拜天、拜地、拜日月敬心诚意。为了躲避洪水，他们跑到了山上，对山产生了敬意，对日月之明能驱赶黑暗，能给人带来光明产生了崇拜之心，蒙昧天真的先民开始拜日月。在顶礼膜拜的过程中，他们的天真无瑕和天体相应，这样艺术就产生了，同时出现了宗教的萌芽。(www.xing528.com)

对宗教的思悟，对昼夜寒暑，阴阳循环的发现，产生了朴素的哲学。圣人通过对天地宇宙无限虚空的观察与探索，寻幽探玄，解奥行文，身体力行，虚心恬淡，万象万有，一念穿梭，使自己的心路畅达于无端，总结发现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尽头的宇宙，是有一种制约的法则存在着。对应到自身，他们感受到了天人合一，天人互动，天人感应的一种快乐。他们总结了宇宙是一种数理的演变，毫厘不差，繟然善谋。正如老子所云：“天之道不召而自来，不言而善应，不争而善胜，繟然而善谋。”

那么通晓天地自然宇宙规律的圣人，他们在传播和教化万民之时，都以善化群方为宗旨。可是由于各地的方言水土种群不同，不同的种群出现了不同的圣人，这些圣人们都有相同的发现，当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发现回馈给众生的时候，由于语言的差异，理解的偏颇，信徒们产生了骄傲与膨胀意识。一是因为当初不知道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的水土居住着不同的种群，二也是由于信徒们存在着的狭隘与偏见，对他们自己的发现产生了唯一性与排他性。这也是宗教文化后来发展的需要。可是他们忽略了圣人顿悟的一刹那对宇宙万有并存的真正认识，他们丢掉了大我，滋生了小我。本来很伟大的发现，变成了有分别心的、狭隘的、单边的文化认识。俗信之徒的盲目崇拜产生了小我，于是乎门派之争陷入了恶性循环。

民族间也因信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种下了战争的恶因，结下了涂炭生灵的恶果，结果使宗教本初的善念荡然无存。人类产生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之别的观念，却忽略了浑然不破的和谐宇宙本体观。这时在东方的大地上儒释道文化反而相生、相融、相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族的圣贤先哲的文化认识，继承了宇宙万有的无限包容性。中华文化的博大正是来源于这种伟大的宇宙胸襟的包容，这种博大的文化传播到华夏民族的每一寸热土。圣贤们对天地人三才和宇宙万有进行了博大而宏奥的解释，对宇宙天地与道德思辩之后，他们顿悟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智慧。他们对王道的内修外化，身国一家，海纳百川，容者为大，点津破迷，使管理者对万物皆在自然当中的生存法则朗悟顿彻；他们了然宇宙大环宇之内，法度森严，首尾相连，无彼无此，无分无别。

由于人是万物之灵，自然应做万物之表率。因为芸芸万物虽然本质有差别，但是性体无分别，皆归于天地人三才的统御，三才中间加一竖才能通，使三才相通的是心（天心），三才一竖即为王，王道产生了。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行。这样就给先期的王道注入了先天灵智与道德浑而为一的宇宙本观论。天地人三才一脉相承，无分无别，高低贵贱互为体用。天道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它就是普洒甘露，护佑苍生。王道效仿之后也自然护国佑民。天道给管理者提示的是清心寡欲、自然无为、顺化疏导、恬淡为上的公心作用——“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只有这样才能使万民自化，四海宾服，万邦和谐，民风淳厚。正如老子所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就是说有道的圣人他通过道回馈与教化万民，使万民德化于自然、浑厚、古朴的淳风之中，并不是愚民。愚民就是回归纯粹素朴之意，他们效仿天地之德来普化万民，并不是用巧智来欺哄万民。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民主管理方式。

这样，他们传播了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普照的宇宙胸襟与智慧。管理者领悟到了“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智大慧，大慈大勇，了然了德是万物所含有的特性。天地之道既是宇宙之本体，由此而派生出了仁义礼智信的外在表现形式。孔老夫子解读了由内圣到外王的行道过程，产生了天尊地卑，乾坤阴阳，刚健阴柔的差别与文化，与文王的后天八卦相对应，但是忽略了先天的、纯全未破的宇宙无极母体观是没有高低贵贱有无差别的大爱。

可是历代统治者没有真正理解孔老夫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前提是以道德为根基的。所以有句话说“内用黄老外施儒术”。因为孔老夫子发自内心的一句感叹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其实说明了孔老夫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圣人，因为圣人首先是通乎大道，通晓宇宙、社会、人生大智大慧的人。孔老夫子讲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让管理者用仁德来治国的，济世安民的大道体性，由于后来的统治者没有理解到儒家文化的真正含义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路历程来完成的，也由于修为的差异，一些统治者对孔老夫子的人伦总论断章取义，愚顽不化，私大于公，于是在政治管理上产生了明暗、差异、美丑、善恶之标榜，背离了黄老原始本初的，来自于道法自然，普施万化的宇宙本观论。正如老子阐明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的宇宙本初高智。

大部分统治者没有真正领会到这种智慧是通过身修万化，苦心自省，克己自律达到的独善之道。他们因为自己德载不够，反而用道德仁义礼智信来标榜自己是有道的，这样必然产生虚伪狡诈，自我标榜，明暗混杂，贵贱有别，迂腐懒惰的管理方式。

何以说他们迂腐懒惰呢？因为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功能与作用必须是通过苦心笃行，无私无欲，舍己为人，千锤百炼的修身方式来完成的。可是有些管理者由于某种机缘，没有通过修德却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再加上周边一些想谋高职要权的官吏，为了讨好统治者，谄媚谗言，使本来就没有德行的统治者忘乎所以，自我膨胀，私欲无限，忘记了天高地厚，大道渊深的原始法度，这样就破坏了阴阳和谐畅美的宇宙本体观。更因为这些管理者的愚顽不化，所以小人也上行下效，借势标榜自己是君子，巧言令色，用虚伪狡诈的方式来骗取高职要位，用这种行为代替了潜心修德，正大光明的为人之道，使真正的贤人君子反而落到了孤然怅寂，无门报国，无法行仁义的天牢，伤贤者殃及三世。

有些统治者违背了宇宙自然无为的本体观，必然会陷入欲望膨胀，贪权急利，昏庸无道之中，就背离了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无为圣训。他们把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宇宙大智大慧完全丧失了。即使是号称有道明君者，也用虚伪和狡诈来驾驭着伦理纲常的统治之术，炫耀自己统治清明，这就脱离了老子的“既以为人己越有，既以与人己越多”“不自矜故长，不自伐故有功”的先贤道义和“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总论。后期的统治之术与三皇五帝时期产生了质的区别。古人云“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的推功让贤之智。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时逢连年战争，管理者互相争雄，鱼龙混杂，各取其利，四方诸侯争霸，民不聊生。这种混乱之世自然让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诸侯们明着打着仁义之旗，暗中却采取高低贵贱、有无差别、雌雄相斗、阴阳相争、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历史进入了百家争鸣时代。

实际上自秦以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统计起来百姓宽息大化生活不过百年而已——这就是汉唐盛世。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正的管理之道的终极目标就是让百姓获得福报，使之生老病死有依靠，远离战争，远离残暴，远离强制，远离苛捐杂税，远离兵役徭役，远离劳民伤财，远离大兴土木；使民心之情志，如自然山水一样悠然畅达，恬淡安逸；使他们在管理者的呵护下，忘记贵贱高低，有无之差别，浑厚淳朴，万方和畅。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幻想。就拿文景之治来说，汉文帝通晓黄老之道，了然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厚德管理方式，统治二十五年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二十五年之中，监狱里只有两个犯人，国土清平，政治无为宽泛，万众一心，返璞归真。当汉文帝辞世之时说：我只是治理了二十五年，没有什么大功，千万不要兴师动众，劳碌百姓，后事从简。这种将百姓疾苦看得比天都重的帝王屈指可数。后来唐朝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有济世安民之心，善于虚心纳谏，万邦来朝，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十年而已。

综上所述，对管理者的功过评价并不是看他靠掠夺和战争，生灵涂炭，换来了多少疆土，管理者主要的功绩是以自身的德行化解干戈，和谐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在历史上老百姓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个时代，剩下的历史时期，大部分是战争连年，尸骸遍野，民不聊生，百姓贫瘠。汉唐之所以能使百姓宽息，正是遵循和实践了中华文化的宇宙无为本观论的管理方式。

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先秦圣贤通过对天地宇宙本体观的认识与传播，形成了宽泛仁和的中华民族文化走向。这样，就使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家文化相互接纳，相互作用，珠联璧合，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在中华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璀璨夺目，相互峥嵘，善化群方。

佛的性体是度化为先，空性本源，闻声救苦，中华文化对善报恶报，天神地鬼，人在不神不鬼之间早有解释。人心向善则为神，向恶则为鬼。故有做好事做善事上天，做恶事做坏事下地狱。佛家以空性无物，明心见性对众生以度化为本，故而称为空王。

老子云“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担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这句话是指做一名管理者或仁人君子，首先要做到大公无私，忍辱负重，担国之不祥，推功担过。佛家的救苦救难，解脱芸芸众生的愿力的大乘觉悟，和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异曲同工。大愿担大业即是如此，把地狱之苦难的根源用因果论解释得淋漓尽致。解脱苦难的法门和中华的善孝人伦相应相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皆缘起，与道家的万事皆有定数同出一辙。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缘起性空阐释的是宇宙自性真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六道轮回，因果循环和中华文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即刻就报相应相合，这也和儒家的积善之家有余庆，极恶之家有余殃相合。佛家的善恶因果轮回报应，儒释道三家文化是浑圆一体的。佛家的空性在天，度化在地；道家的虚灵在天，朴化和慈惠恻隐之心在地；儒家的修齐治平，济世天下，最后回报社会。儒释道三家同出一宗，无限虚空，法体不二。各家宗教文化真是各显所长，本来无分无别，皆为万法归宗矣。宗者即是，至善至美，至虚至无的宇宙本体观。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华文化宇宙本体观的论述和对宇宙万有的阐释，足以证明，万法皆出乎于一辙。人类的任何信仰与宗教文化都是文化而不是迷信，它们各门各派的初衷皆出乎宇宙善孝之本根。任何一种文化皆由人类共同拥有，不分彼此，无分无别，它们的智慧都来源于宇宙本体观对万有真空存在的包容与接纳，这并不是标新立异，唯我独尊，将其他文化视为异端，极度排斥的单边主义的文化结构。

包容体现了多元的万有存在的合理性。若倡导一元论，它的文化必然导致强权暴力，以侵略和掠夺为宗旨，这样就背离了宇宙本观论的贞详、善孝之道。这种纯粹的民族主义极度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侵略扩张。这样的文化结构是低劣的禽兽相争的丛林文化原则，它是远离人性，破坏人类和平，愚昧不化的貌似强大的弱势文化结构。

说到这里，我们用中华文化宇宙本体观来对照一下人类起始文明和现代文明。两者的差异：一个是山水相依，心性自在宽余，相融相合，精神畅达，恬淡快乐，知足知止，利乐子孙，长治久安的治国安邦之道；另一个是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灭绝人性，自毁家园的文明衰落之道。

我们追本溯源，理根求索，展望未来，更加自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将以它勤劳善良，知强守弱，知刚守柔，知阳守阴，知荣守辱的谦逊的智慧之道，崛起于世界的东方，给世界带来恒久的和平，使人类回归于至善、至美、至真、至爱的人类精神文明家园。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