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上谕》和《实录》的失载，史料学研究成果

有一些事情，特别是上谕，在《起居注》中记录了，而《上谕》及《实录》中却找不到，有些在《上谕》中有的，《实录》也没有了。有些事情在《起居注》里写的详细，《上谕》和《实录》则简略了，又不是文字的压缩，而是内容的减少。《起居注》有而详，《上谕》《实录》缺而略，不是后写的书不应记叙那些事，而是故意不写和少写。请看具体事例，同时也就明了其原因了。

1.为隐讳雍正帝参加储位斗争而缺载

《起居注》《上谕》《实录》都于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日项下叙述雍正帝谴责康熙末年朋党斗争的话，相同的言词之外，《起居注》记有：

“从前朕在藩邸时，马尔齐哈曾欲诱入伊党，朕坚拒之。”

这些文字，《上谕》及《实录》均不著录。马尔齐哈是雍正帝藩邸旧人，可是雍正帝继位后指斥他为允禩党人，这里说马尔齐哈拉他入允禩党，即是表示他不曾加入朋党，但既被人打了主意，想亦非安静之人，这与他宣传从不结党觊觎储位的说法不合，所以到修《上谕》及《实录》时就不再重述这个内容了。马尔齐哈既是雍亲王的属人，他同允禩频繁联系，当然是奉主子雍亲王之命，充当双方联络人，哪里有什么罪过？只是雍正帝要掩盖在允禩得意之时同他联络的事实，把事情推到马尔齐哈身上，让他“代过”。冤哉，马尔齐哈，皇帝的奴才呀！

同年七月十六日，雍正帝说：

“朕在藩邸时，黾勉独立，深以朋党为戒，不入其内，从不示恩，亦无结怨……”

《实录》将“黾勉”书为“敬慎”，意思未变，而“不入其内”一句不见了，似乎不提他同朋党关系为更好，免得引人往这方面联想。

2.关于雍正帝与年羹尧、隆科多关系的记载有多寡之别

年羹尧、隆科多先为雍正朝宠臣、重臣，后为罪人。君臣间关系的记载在不同时期形成的著作中大变样。二年（1724）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帝讲为君难，为臣也难。据《起居注》记载，他说：

“……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似乎很体贴年隆。

这番话，在《上谕》和《实录》中都见不到。雍正帝同年五月二十日讲朋党之争，《起居注》有这样的内容：

“昔日皇考所新【信？】任者朕躬与舅舅隆科多、年羹尧，众皆不悦。”

这句话在《上谕》及实录中也找不到。以上是关于表彰年、隆的言论有载与不载之别。

雍正帝于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确定秘密立储法，他在召见诸王大臣宣布他的设想之后，询问诸臣意见，《起居注》记“舅舅隆科多”率先表态拥护，《上谕》未提及隆科多行动，《实录》则云“诸王大臣”无有异议，抹去了隆科多的活动。我们从“一史馆”所藏雍正帝朱谕获知，年羹尧在西北编了陆贽奏议，请求雍正帝赐序，并由他代拟，为皇帝首肯，二年（1724）三月十二日雍正帝为此发出上谕，《起居注》写道：

“上曰：年羹尧前将陆贽奏议呈览，朕因是书甚好，有关政治，特赐序文。今装潢百部，具本进呈，可酌赐大学士、学士、部院大人、督抚各一部。”

另外二书中不见此事。二年（1724）冬，雍正帝用年羹尧、隆科多传旨，《起居注》如实著录，这是极其重用的表示，怡亲王胤祥有此殊荣，另二书年隆之荣宠通无著录。以上是年隆自身以及遵旨进行的政治活动，在三书中有录与不录之异。

年隆案发之初，雍正帝于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讲他宠信年羹尧太过：

“……朕予以宠荣，伊等乃藉以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朕今于隆科多、年羹尧，但解其权柄而不加刑诛者，正以彼等之妄谬，皆由朕之信任太过，是以惟有自责，而于伊等种种之处一概从宽也。”

这番引咎自责的话，《上谕》与《实录》均未载。(www.xing528.com)

对于年羹尧的处决，《实录》记叙了定案的九十二大罪状，处理过程中，雍正帝为何令他由京城回陕西任所，又调任杭州，何以不怕他造反，都没有反映，而在《起居注》和《上谕》中则记录了雍正帝的长篇谕旨。自诩对年擒纵得宜，握于股掌之中，然亦反映对臣下权术有加，机心自用，《实录》大约因此不得不将之割爱了。

3.关于对宗室成员处分的事实记载详略不一

由于朋党斗争的关系，雍正帝严厉打击了一批宗室成员，并弱削了诸王对下属的权利，这些记载多见于《起居注》，另外两本书则缺略。二年（1724）十月十七日，雍正帝指责其十弟允、十二弟允祹，《起居注》就此写道：

“允祹在圣祖皇帝时管内务府事务，亏空钱粮，私用官物，责令赔补，乃将器用小物铺列大街出卖，以示穷促。”

“允有应赔银两，令其清楚，伊仅完数万金，诈为穷状，众亦信以为然。遣伊出口时，马匹行李皆称力不能办，及犯罪后查其家产，现贮金银器皿置买地土房屋不在其内，此人所共知者。”

皇帝的弟弟把家产摆到大街上出卖，卖者虽然难堪，皇帝逼迫弟弟到此地步，纵有天大道理，也要落个不仁慈之名。《上谕》及《实录》有鉴于此，采取了不书为妙的态度。

4.关于雍正帝处理一些政事的记载多寡不一

雍正帝于元年（1723）十一月初八日就大学士票签之误，告诫大臣要谨慎从政，并说他可代臣下之劳，《上谕》记载是：

“国家政事皆皇考所遣，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为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若欲以机心行机事，思以恶名归之于朕，朕断不得受，尔等徒用心于无用之地耳。君臣一体，尚其思之。”实录记叙这件事时，把这些话删去了，不愿以此暴露皇帝与大学士的矛盾。

四年（1726）九月二十六日，查嗣庭案发，雍正帝说查嗣庭不是偶因文字获罪，而是其有大逆不道思想，不是深文周纳给他过不去，整他是完全必要的，据《起居注》记载，雍正帝说“若仍加朕以深刻之名，亦难措辞矣”。《实录》编者大约认为皇帝不必要为自己辩白，就不记录这句话了。

五年（1727）会试，雍正帝于六月十七日对试卷作了评论，《起居注》记载是：

“诸进士试卷进呈，朕躬自批览，见其文艺之工拙优劣，固有不同，然大概皆辞章记诵之常谈，见解卑浅、识量狭隘，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

《实录》不载“见解卑浅、识量狭隘”之尖锐评语，将雍正帝的严厉指责变得温和了。编辑雍正实录的官员都是进士出身，见如此否定同行便有同气相怜之意，也就改得缓和了。

5.对尊者历史，三书载笔不同

元年（1723）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帝命赏给怡亲王胤祥兼管佐领，称赞他时，说到他在康熙朝的事故，《起居注》记云：

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

《实录》则开门见山，直叙胤祥“敬谨持身”的美德，康熙间获罪之事只字未提，若没有《起居注》，胤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被掩盖了。

应该记录的事，前头写的书叙述了，后面著的书倒失载了，这种故意缺漏，大有缘故，它同上一节所说的改写历史，出于同一个意愿，就是不给人以历史的原貌，隐讳君主的不良品德和弊政，讳言无亏大节之臣的丑事。它要给人们的是明君贤臣的形象、太平治世的气象，尽量掩盖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