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前期建构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体系是适应那个时代对于主体性诉求的需求和对实践理性精神的弘扬的社会现实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当人类主体性过分张扬自己对整个宇宙自然的主宰地位之时，人们一方面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自由之感，审美的本真意义也被遮蔽了。面对学界铺天盖地的一片讨伐之声，李先生深刻地意识到了再不对主体性实践美学进行反思和修缮，主体性实践美学体系便会陷入走投无路之境。尤其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正面效应的影响，学术界不会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发号施令，之前主体性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将不复存在，唯有接受差异和共存，实践美学本身也才有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李先生还是提倡学术界多种声音并存、多种方法并用的做法的。但是，提倡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消解一切中心权威，消解一切价值和意义，这样做无疑是从一种极端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李先生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主义疏离人民的精英主义发展为后现代的融入世俗的民粹主义，看来表征上是否定，实际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性结果。于是，反抗、抗议成了装饰、点缀。很多理论似乎声嘶力竭煞有介事，实际却不过是商品扮演，而且其影响也不出学院门墙。”[98]他还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在人文领域内进行解构，在科技领域、政法领域、社会结构领域、现实生活方面，主流仍然是启蒙现代性，它至今仍有其巨大价值和地位。非理性主义可以作为理性主义的解毒剂，但它始终不能和不应成为主流，如果舍弃理性，舍弃工具，那人就回归动物，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毁弃一切理性，人类也就完蛋。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李先生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态度来剖析李先生在哲学观念一元化与方法多元化之间产生的矛盾。诚如他所认为的，后现代应该定位为对现代和现代性的“反思”，只有解构是远远不够的，在与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抗之后，再重提建立中心，重建可通约性和共识，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由此可见，反对学术独断和哲学观念一元化并不是要取消一切成体系的理论建构，虽然应拒斥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权威，但也不是走向反面的全盘否定，否则，世界的意义将呈现为一片杂乱无章的局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先生认为他在哲学观念一元化与方法多元化之间并没有矛盾。(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