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艺术史：箭垛式人物在中国古代史中的意义

我们看到人向神致敬，

其实就是人在向自己致敬。

在“三皇”神话大流行的战国时代，西周礼乐晏然的天下被打成了一锅“稀粥”，在这一片狼藉的东周列国里，有一个名叫屈原的楚国大夫质问苍天，写下了一首长长的楚辞，名曰《天问》。《天问》中写：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88]

屈原大夫喜欢较真，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假若女娲有着特殊的形体（“蛇身人首”），那么又是谁创造了女娲呢？

屈原不只是怀疑女娲，而是捎带着燧人、伏羲，一概否定了。

假如屈原见到“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想必会坐下来喝两盅，哥俩有得一聊。

在传说中，他们变得无比遥远了；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他们却触手可及。考古学家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里发掘出战国时代楚帛书，从上面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由禹和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无阻。

对于“三皇”，有关历史的著作一律称为“神话人物”。“神话人物”到底是神，还是人？他们的籍贯、履历、工作业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他们的历史，到底算不算“史前史”？

一方面，他们是人间（原始氏族公社）的统治者，他们的丰功伟绩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铭记，把他们视为我们的文化始祖、文明的创制者。没有他们，那些文化的发明创造就变得无所依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呼风唤雨、变幻莫测，处处彰显“特异功能”，让他们的传奇，带有强烈的原始神话色彩。

我想，他们是存在的，即使他们的名字不叫燧人、伏羲、女娲，像他们这样的文明创制者也是必定存在。无论他们来自何方，也无论他们的故事是否纯属虚构，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民族在那个久远洪荒的年代里，已经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完成了对华夏文明的最初创制。这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由人的自身需要，由历史进步的规律推动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景象：正因“早期中国”的人们，可以娴熟而自如地用火，不仅让他们不再惧怕寒夜，改变了他们的膳食，火的温暖，更让他们彼此聚合起来，从而有了更有规模的群体生活，有了共同的种植和养殖的劳动，而农业的收获，又使记数成为必要，有了原始的符号，伴随不断扩大的族群交流，语言和文字又应运而生，丰硕充沛的汉语世界即将滚滚而来……只不过，我们的先祖们还是擅长以拟人化的方式讲故事，把缔造最初文明的诸种因素，凝聚、锁定、诉诸这些神话人物的身上，为这些文明创制者，赋予了神一般的外表与能量，使他们成为胡适先生所说的“箭垛式人物”。

在这些神话叙事中，人民隐在了幕后，神话英雄被推到了前台。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就是神。我们看到人向神致敬，其实就是人在向自己致敬。

[1] 《尚书》，第2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 《尚书》的编纂并非自孔子开始，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人编纂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说礼乐而敦《诗》《书》”。《书》即《尚书》，僖公二十七年为公元前633年，比孔子出生早82年。孔子编纂《尚书》，对《尚书》各篇作了润色与修改。参见王世舜：《尚书·前言》，见《尚书》，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3]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4] 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第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5] 〔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6]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第1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 据杨宽先生考证，盘古开天辟地之传说，在三国之前并未正式出现，三国以后的记述有：《三五历记》《搜神记》《后汉书》《玄中记》等。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76—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 《艺文类聚》卷一及《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记》，转引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0] 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1] 参见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第400—4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 转引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3] 转引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54、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5]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68页，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6]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第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7] 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第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18] 《庄子》，第5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 陈立柱：《有巢氏传说综合研究——兼说中国史学的另一个传统》，原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

[20] 《韩非子》，第6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1]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第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2]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3] 参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影印本），第7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刘惠萍：《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第134—13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24] 《列子》，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5] 〔北宋〕黄庭坚：《醉落魄》，见《全宋词》，第一册，第5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26]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7] 张肇麟：《夏商周起源考证》，第29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8] 张肇麟：《夏商周起源考证》，第29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页。

[29] 《庄子》，第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30] 《商君书》，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1] 《周易》，第6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2] 〔东晋〕王嘉：《拾遗记》，春皇庖牺，第6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3] 戴逸主编：《二十六史》，第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 《圣经》，第1页，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版。

[35]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6] 胡适：《致顾颉刚》，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9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7] 鲁迅：《理水》，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8] 胡适：《归国杂感》，见《胡适全集》，第一卷，第59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9] 王国维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转引自赵利栋：《〈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原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https://www.xing528.com)

[40] 王国维：《古史新证》，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41] 转引自刘惠萍：《伏羲神话与信仰研究》，第1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2018年版。

[42]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43] 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第16—17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44]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见《李济文集》，卷一，第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5] 郑振铎：《汤祷篇》，见《郑振铎全集》，第三册，第577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6] 郑振铎：《汤祷篇》，见《郑振铎全集》，第三册，第577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7] 尹达：《新石器时代》，第222—2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48] 对“古史辨”派学者的草率与武断，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曾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年）中方团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精准地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第二，武断地对待反证，“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第三，过度强调古籍中的不同记载而忽视其共同点，“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陈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可疑古学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对于很多没有争论的点却熟视无睹、不屑注意”。第四，混淆神话与传说，“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之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选择，一股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员再去染指”。转引自孙庆伟：《从黄河到大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见甘阳、侯旭东主编：《新雅中国史八讲》，第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49] 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1——文化中国的来源》，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50] 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1——文化中国的来源》，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0页。

[51] 参见〔东晋〕王嘉：《拾遗记》，第70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2] 参见叶舒宪：《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53] 《大荒北经》：“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见《山海经》，第3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54] 《山海经》，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55] 《山海经》，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7页。

[56] 《山海经》，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9页。

[57] 参见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7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8] 参见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上卷，第65、7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59] 赵国华先生认为，龙的形象并非从某种单一的动物图像（比如蛇）转化而来，蛇、蜥蜴和鳄都是远古人类用以象征男根的动物，因此，崇拜蛇、蜥蜴和鳄的氏族分别将自己崇拜的动物神化，在氏族融合之后，这些象征男根的动物被重新组合，成为龙的形象，这一点从仰韶文化不同类型彩陶器表上龙的形象的演变可以看到痕迹，从甲骨文和金文上，也表现出“龙”字的不同形态，有的如大蛇张口，有的如蜥蜴爬行，有的似鳄显露出方格形的花纹。参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284—2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0] 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61] 《田家沟考古出土罕见蛇形耳坠，证明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有关联》，原载新华网，2012年3月23日。

[62] 参见叶舒宪：《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63] 以上皆转引自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64] 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34—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65] 参见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第23页，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年版。

[66] 高大伦等编：《中国文物鉴赏辞典》，第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67] 赵晔：《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第13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8] 张华：《伏羲传说之史影》，原载《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

[69] 参见［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第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0] 戴逸主编：《二十六史》，第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1] 参见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笏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像试释》，原载《考古》，1979年第2期。

[72] 参见郭沫若：《桃都、女娲、加陵》，原载《文物》，1973年第1期。

[73] 参见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74] 敦煌旧抄《瑞应图》残卷引《括地图》，转引自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75] 《伏侯古今注》，转引自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76] 参见肖姣姣、段跃辉：《汉墓壁画中的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对称出现》，原载《洛阳日报》，2019年6月4日。

[77] 参见常聪利：《充满神话色彩的绘彩人首蛇身交尾俑》，见中国文物网，2017年7月21日。

[78] 参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见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第2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79] 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182、2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80] 《山海经》，第2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81] 《礼记》，上册，第3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82]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1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83] 《山海经》，第2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84] 〔清〕郝懿行：《坤雅》，卷一，转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74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85]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3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86] 《山海经》，第3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87]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竺可桢文集》，第25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88] 〔先秦〕屈原：《天问》，见《楚辞》，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