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兴起与空间结构

与非洲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相对应，非洲古代城市的兴起和发育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原生土著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时期（4—15世纪）。非洲城镇及其多样化的社会政治组织已存在了几千年，包括在非洲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地区（Connah，1987；Hull，1976）。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非洲最早的著名城市出现在尼罗河的核心区域——中下游的河谷地带（Connah，1987）。这个地区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也是古代河流文明灿烂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历史上，关于古老的埃及帝国的研究有许多众所周知的记录，比如他们的技术、历史和政治体制（Connah，1987）。这些流域拥有不断变得温暖干燥的气候、相对干燥的土壤、季节性的河流泛滥以及因之而进行的灌溉等共同的特征（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2010）。作为“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人的生死存亡都与这东北部非洲一角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相对隔绝的空间内，古埃及人享受着尼罗河带给他们的稳定而又丰富的生命营养，用最独特的奴隶制度维护着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李敏，2012）。因为河流文明发育的地理特性，非洲早在5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城市文明，而且城市大都分布在河谷两岸、山麓、河流与海洋交汇处等地区，并且主要分布在有利于农业灌溉和便于向四周征集农产品的地带，尤其是各个王国的首都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中心。这些城市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在非洲大地上（李晶等，2012）。

公元前4000—前3000年，非洲诞生了第一批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早期阶级社会技术和经济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沈玉麟，1989）。统治者、商人、手工业者在政治、军事中心以及加工、交易的交通便利之地的集聚导致了固定的管理中心和交换商品中心——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随后，设防城市随着部落之间的连年战争应运而生。古埃及大致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晚期四个时期，公元前3000年更换了30个王朝。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进入到金石并用时期，出现了铜器。埃及的原始社会解体，从氏族贵族社会向奴隶制过渡，而且所形成的国家机器特别横暴，并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

因此，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早在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基于非洲古老而闻名的河流文明基础，在北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东部非洲沿海地区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城镇（图1-1），西方学者称之为当地的“本土城镇”（Indigenous City）。此时是非洲最为纯正和古老的原生土著文明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本土文化时期。当时的城市如孟斐斯、纳帕塔（Napata）、麦罗埃（Meroe）、阿克苏姆（Axum）、詹内（Jenne）、廷巴克图（Timbuktu）、加奥（Gao）、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是非洲主要的文化、商业贸易、宗教和学习中心（Connah，1987；Coquery-Vidrovitch，1991）。4—15世纪，非洲，特别是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阿拉伯人对外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在北部非洲至热带非洲出现了不少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城市。在西部非洲有许多非洲城市，包括在当地非洲文化和伊斯兰贸易影响混合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古老内地城市，以及与欧洲商人3个世纪的交往影响下先是在沿海，尔后又越来越多地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城市（艾丹·索撒尔，1990）。

图1-1　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分布

1）北部非洲地区及地中海沿岸

非洲最早的城市可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远在埃及法老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余年—前2000年）成立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并在公元前3200年出现了统一的美尼斯王朝，首都是位于今开罗西南、尼罗河下游的孟斐斯（沈玉麟，1989）。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修建金字塔、尼罗河的农业开发、商业贸易都为城市居民点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如底比斯、迦太基、西拉尼加、亚历山大等著名的城市（张忠祥，2011）。其中，底比斯在公元前136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随着古埃及文明的传播，东部非洲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其他文明古国，出现了一些古老的行政、手工业、文化中心。同时，各族人民于中世纪建立了象征自己文化传统和冶金等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城镇。而且，随着腓尼基人殖民贸易活动的开展，公元前10—前9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兴起了一系列殖民城邦，以迦太基城（今突尼斯城）最负盛名。迦太基城曾经与古罗马长期争霸，是奴隶制时代的著名城邦，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14世纪—前4世纪的麦罗埃（Meroe）（现苏丹）是都库什山脉黑色王国的首都，在这一时期，其城市发展非常繁荣。麦罗埃等城市有先进的存储和铁技术以及建筑施工和灌溉农业的技术。考古证据揭示了一个由炼铁和石器造就的文明繁荣的时代。精心制作的石墙、宫殿建筑、游泳池、寺庙和神社表明它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秩序有组织的社会。它同样拥有一个基于畜牧业和辅以先进灌溉技术种植业的有组织社会。公元前3—公元1世纪，苏丹境内的麦罗埃留下了类似于埃及神庙和金字塔的古迹。麦罗埃和库施特（Kushite）等城市在前殖民非洲所达到的技术水平被赞誉为是后期所无法比拟的。楼宇及建造技术、精心制作的雕塑、铁加工产业、陶艺作品、纺织、皮革制作工业、木材加工、篮子编织工艺和灌溉技术等所表征的复杂的技术特点有目共睹（Connah，1987）。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北部非洲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在利比里亚的西拉尼加建立了移民城邦，并征服了埃及。公元前332年，希腊人在尼罗河西部入海口建立了港城亚历山大，使之成为公元前4—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而且，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公元1—5世纪），埃及成为“罗马粮仓”。北部非洲地区东起埃及，西至摩洛哥，耕作业兴盛，园艺发达，兴起城镇为数不下数百个。其中，利比里亚的阿波罗尼亚、大雷普提斯和塞卜拉泰，突尼斯的杜加，阿尔及利亚的提姆加德、特贝萨和基尔，摩洛哥的丁吉斯等，都以街道布局井然有序、建筑精美而著称（艾丹·索撒尔，1990）。

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的政治统一，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横跨欧亚非三洲。10世纪初，伊斯兰教国家已分裂成由诸侯国或君主统治的若干独立的伊斯兰教国。伊斯兰世界的手工业和商业很兴盛，科学文化发达，为古代、中古东西方文化的中介和交流地。由此，4—15世纪，北部非洲出现了不少典型的伊斯兰城市。其中，北部非洲各族人民所建的著名城市有埃及的开罗、突尼斯的凯鲁万、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和摩洛哥的菲斯、马卡拉什等。开罗是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菲斯为当时摩洛哥的手工业、商业中心，人口达25万人以上。各个城市都遗留有象征伊斯兰教文化的巨大清真寺、城堡、宫室等精美建筑，以开罗最负盛名。

2）东部非洲地区(www.xing528.com)

在东部非洲内陆和沿海，古代时期也曾出现过许多古老的国家和城镇。随着古埃及文明的传播，东部非洲如埃塞俄比亚相继建立了文明古国，出现了一些古老的行政、手工业、文化中心。埃塞俄比亚首都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从1世纪持续到10世纪，拥有石头艺术品、采石、石雕、梯田、建筑施工和灌溉等文化遗迹，还有一个广泛的贸易网络，从罗马地中海到南阿拉伯和印度进行象牙、贵金属、服装和香料交易。阿克苏姆首都阿克苏姆城（今属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省）在3—4世纪达鼎盛期。由于埃及与东部非洲沿海地带频繁的商业、文化往来，在东部非洲沿海也兴起了如拉普塔（今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等商业、文化中心。非洲东部的著名城市是阿克苏姆，是埃塞俄比亚古王国的大都市，阿杜利斯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古典学派的作家和古代的阿克苏姆钱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强大的阿克苏姆王国存在于1世纪到约10世纪，其影响力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南部（Connah，1987）。这个王国拥有辉煌的采石工程技术、石雕、梯田、建筑施工技术、水利工程和建筑技能。从文物遗址的恢复也可以表明当时冶金技术和制造业所达到的高水平（Connah，1987）。

在非洲东部沿海，一些著名的历史中心有索马里（Somalia）的摩加迪沙（Mogadishu）、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格迪（Gedi）和蒙巴萨（Mombasa），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和基尔瓦（Kilwa）（Samuel et al，1997）。同时，内陆城镇也发展至相当水平，如贡德尔为17—19世纪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封建王朝的都城，曾繁荣一时。中世纪时，东部非洲有斯瓦希里文明的城邦，如摩加迪沙、蒙巴萨和马林迪等。7世纪后，阿拉伯、波斯商人纷至沓来，一些沿海的小型商业贸易城镇随之兴起。摩加迪沙、马林迪、基尔瓦、吉布提、索法拉等都是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据点、亚非之间的海运商业中心（Samuel et al，1997）。格迪（Gedi）是在肯尼亚被发掘的第一个地点，并有证据表明它始建于13世纪。斯瓦希里语（Swahili）中文化（Culture）的意思是城市、商业、艺术和伊斯兰宗教出现在这一地区。科技的发展包括铸币、铜工程、建筑工艺、造船、纺丝棉织造等。此时期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在波斯湾主要从事以象牙、黄金、铜、乳香、乌木、铁和中国的瓷器、玻璃制品之间的货物交易（Samuel et al，1997）。

3）西部非洲地区

西部非洲诸古国迭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如克姆比塞勒姆、伊费、奥约、伊巴丹、奥绍博格以及豪萨文明的城邦，如卡诺、卡齐纳等。西部非洲各族人民早在公元1000年前已开始使用铁器，3世纪后已在塞内加尔与尼日尔河上游建立西部非洲最古老的国家——加纳。加纳于10—11世纪达鼎盛时期。其后，马里（13—15世纪）、桑海（15—16世纪）、加涅姆、博尔努等许多王国相继兴起，疆域由尼日尔河上游向东延伸至中下游的乍得湖地带。在西部非洲沿海地区，出现了伊费、贝宁、奥约、达荷美、阿萨蒂等古国，“本土城镇”不断涌现。其中，加纳古都昆比萨利赫（今毛里塔尼亚境内）城的规模较大，居民超过3万人，不下于欧洲当时的名都大邑。桑海王国的都城加奥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扎利亚、卡齐纳和西南部的伊费、奥约、伊洛林、伊巴丹、奥格博莫朔等约鲁巴族城镇也发展至一定的规模。

700—1600年，在西部非洲热带草原上蓬勃发展的城市中，较为突出的“稀树草原城市”有昆比萨利赫（Kumbi Saleh）、萨利赫（Saleh）、廷巴克图（Timbuktu）、詹内（Jenne）和加奥（Gao）等，都是跨撒哈拉地区贸易的主要中心。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阿拉伯学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发展历史就来源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期，这些城市的黄金发掘、炼铁技术、陶器制作和纺织品的生产均显示出该地区高水平的技术发展。在加纳的商业和资本中心昆比萨利赫有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在西部非洲的森林地区，约鲁巴、豪萨语以及阿善堤和贝宁王国的城市都很发达，它们是当时的商业和政治中心。

昆比萨利赫是该地区最古老、最强大国家的首府城市。加纳（Ghana）（700—1200年）也是一个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以黄金、石器、铜制品和铁制品而文明。一个缜密的经济制度伴生了一个完备的税收制度。廷巴克图、詹内和加奥成为在马里学习和贸易的重要中心，后来演变为桑海帝国。它们作为森林地带、北部非洲埃及之间的中间贸易中心蓬勃发展（Samuel et al，1997）。在非洲西部森林地带的“城市群”，从塞拉利昂东部延伸到喀麦隆西部，文明已相当发达，正如马卜贡杰（Mabogunje，1962、巴斯科姆（Bascom，1955）和劳埃德（Lloyd，1973）所描述的约鲁巴地区（Yorubaland）和豪萨兰（Hausaland）的状况。在阿散蒂和贝宁等王国也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网络、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制度（Samuel et al，1997）。

12世纪，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贸易兴盛后，促进了商路沿线上述一些城镇和伊斯兰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在马里共和国境内兴起了廷巴克图、詹内等城市。其中，通布图（廷巴克图）在15—16世纪成为西部非洲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极盛时人口达4.5万人；加奥人口达7.5万人。截至19世纪末，仅尼日利亚5万人的城市就已有10个以上。

4）中部、南部非洲地区

“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谷、津巴布韦的丘陵高地、林波波河附近的马蓬古布韦等地也都出现了城市定居点”（Anderson et al，1984）。热带非洲的萨瓦纳、萨赫勒带和森林带等地区出现了城市定居点。一些非洲王国的首都，如津巴布韦境内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原是绍纳人建立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首都（张忠祥，2011）。在非洲南部，对于大津巴布韦石头建造的遗迹已成为众多作者笔下的宠儿，它表明城市起源于可视的精神集聚物，如石柱、祭坛和石塔。已被发掘出来的32ft（1ft＝0.3048m）的椭圆形围墙可追溯到至少14世纪。与它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盒”，里面有约182000ft3的石雕，被认为是非洲最大单一结构的石刻品（Hull，1976）。这样，热带非洲传统式“本土城镇”逐步兴起了。中部、南部各族人民在中世纪时期建立了象征自己文化传统和冶金等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城镇，如在莫诺莫塔帕（津巴布韦）、刚果、卢安果、恩戈东、卢巴、隆达诸古国城镇中，津巴布韦、马蓬古布韦等是当时文化传统和冶金技术水平的代表。其中，大津巴布韦的古城遗址，气势雄伟磅礴，至今驰名世界，其技术成果除超越了建筑和石头建筑，还体现在采矿和冶金、制造陶器、木雕和棉纺方面。在中部非洲，一些比较著名的城市确实发展了，如隆达帝国的首都穆萨巴（Musumba）、刚果族帝国的首都姆班扎刚果、卢旺达王国的旧都莱厄尔密（Ryaniurari）和甘达王国的首都吉比加（Kibuga）。其他著名的国家是在西部布干达和安卡拉（Ankole），在西部位于维多利亚湖的东部和艾伯特湖，爱德华和坦噶尼喀湖之间。考古证据表明，中部非洲在铁、铜、象牙、陶器、金属制品、矿业等方面已拥有较高的工艺和水平（Samuel et al，1997）。

可见，非洲在16世纪殖民主义入侵以前，随着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批城市（图1-2）。这些城市是非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充满了非洲本土的特色，不少城镇的发展已相当繁荣。据历史记载，16世纪非洲2万人以上的城镇达40余个，城镇人口达150万—200万人。其中，开罗的总人口达45万人，孟斐斯和突尼斯城也分别达到了12.5万人和7.5万人。前二者还进入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

图1-2　非洲古代城市的兴起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