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体系正在把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纳入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中去，其政治和社会意义已对非洲不同国家产生了影响。引导全球范围这些变化的乃是经济组织、信息技术和民主化三重意义上的革命（阿金·L.马伯贡杰，2001）。第一个革命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出现。这些跨国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资产高出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第二个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同时对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产生影响。就经济而言，它促进了经济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和许多国家经济中的外国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就社会而言，它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对于人权的更加关注。第三个革命即对民主越来越肯定的潮流，在全球的广泛范围内推动了对于民众真正参与政府活动的关注。对于相当数量的非洲国家来说，这三个革命成为对它们的社会—政治空间迄今建构方式的重大挑战。具有惊人财力和技术能力的跨国公司的出现，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力不胜任，不能在更高层次上肩负经济重担。特别是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的私有化，表明了对于惯常为旨在给其公民提供服务的中央政府保留的领地的质疑。强调竞争和效益的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准国家组织及其垄断性控制和笨拙操作的末日来临。市民社会的登台和对民主的渴求，引发了日益有利于政治权力分享——特别是在地方层次上的运动（阿金·L.马伯贡杰，2001）。这种日益扩大政治权力分享的要求，注定要转变为名副其实的争取第二次独立的斗争，成为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21世纪最初几十年间社会—政治空间重构的一个主导因素。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凡是实施集权化的国家，不论这种集权化是一党制政治体制的结果抑或是军事独裁和官僚政治的产物，无不带来同样的后果。它扼杀了生产和创造的活力，造成了广大公民间相当程度上的疏离，导致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陷入了危机状态。

人们可以始终坚持说，权力分享已经在今天的许多非洲国家中实施。但是，即使是在像尼日利亚这样以联邦体制而自豪的国家里，长期的军人统治及其划一的统制结构也阉割和剥蚀了分权治理体制的好处和效果。此外，德勒·奥洛武（1990）在出版的评论各种个案研究的著作中已指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权力分享方面所做的往往只是政府活动的分散。如在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在1969年倡议所谓的权力分享过程时表示，他的计划旨在“分散现在完全集中的党和政府的大部分活动，并为了统一的利益，有效地控制党和政府机器”；在苏丹，分权带来的是责任从中央向省或地区政府中间层次的转移，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财政权依然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在坦桑尼亚，分权的结果是建立地区、区和乡一级的发展机构，以在其相应层次上协调中央政府的活动、计划和地方的倡议；在肯尼亚，分权同样导致了省发展委员会的建立，以审查区发展委员会的建议，来协调各省有关农村发展的计划及其实施；在尼日利亚，分权采取了建立众多地方政府（拥有的人口数量从15万人到100万人）的形式，这些地方政府责任很重，但在利用当地资源方面却权力十分有限（德勒·奥洛武，1990）。在大多数法语区非洲国家，分权的受益者是省行政长官，他们既是为通常在一党制框架内的中央政权服务的调控因素，又是实施结构重组和民主化的因素（阿金·L.马伯贡杰，2001）。根据世界银行的看法，这种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目标、立法含糊不清、权力分享过程计划草率、资源的不相适应、缺乏能够实施改革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全面管理的薄弱（沙比尔·奇马等，1983）。(www.xing528.com)

如果得到正确理解，那么权力分享触及政府责任从中央政府向下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转移，它要求给予地方政府独立决策的权力以及使用某些按人纳税的税项权力，从而使它们强烈意识到它们掌握着自身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要使下述箴言实现和付诸实践，即“由人民建立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因此，为了分权能够有效，必须与民主化同时进行（吉通加·A.K，1987）。吉通加·A.K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指出，民主可在社会存在的三个层次或三个维度上体验：物质的（或基础的）层次、体制的（或技术—结构的）层次、人际关系的（或上层建筑的）层次。权力分享和民主化要求在每一个非洲国家中建构多元的和广泛的社会—政治空间。这意味着赋予有限的相关空间框架内的市民社会以自主权，促使民众在其中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更为有效地施加影响。代表这样的空间的，主要应是地方政权的私有化，从而使之能够充分利用新生的经济自由化的好处，并成为它们国家资本市场上的积极活动者。除此之外，随着公民参与的日益扩大，争取第二次独立的斗争必定将导致执政方式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并对公众生活中的腐败状态进行严格的监督（阿金·L.马伯贡杰，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