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新的时代，作为帝国子民，只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是“力农工”，专心努力把生产搞好，第二是明了与你有关的律令规定，别乱来，别犯法。
这两件事又在一点上重叠，那就是法的规范将一般人钉在土地上，不让人任意离开土地。秦的法律规范了特殊的“市籍”，一个人的身份挂在“市”那边，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土地，不是正常的农人。列入“市籍”的人，在帝国中明显属于次等公民，地位只比刑徒高一点而已。
秦代律令文献中有一个常见的关键词“发”，指的是动员劳动力来为朝廷工作。首先会被“发”的对象，就是犯了法受罚的刑徒，如果刑徒不够用，那么接着就发“市籍”，而且很多时候，一“发”就直接同时“发”刑徒和“市籍”，这表明在朝廷眼中，这两种人实在没什么差别。
这样的法令精神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重农轻商”，甚至该说“重农贱商”。为什么“贱商”？除了传统经济观念中，觉得商人没有直接的生产贡献之外，在新的统一控制大背景下，商人到处流动，不会固定在土地上，和大部分的农人不一样，会制造控制上的问题。不一样，又难控制，就是要被尽量裁抑的。
秦的律令以刑罚威吓为基础，朝廷坚信刑罚越重，越能收获威吓的效果，使得人民不敢犯法，这样的观念就引来了“轻罪重罚”的作风。如果有一伙人联合偷盗，有人主谋，有人下手，有人把风，破案之后，该怎么罚？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问》中明确规定，很简单，就看这一伙人犯下的罪里哪条最严重，所有人都处以与这条罪状相对应的刑罚。这是不分主从的判罚方式，而且就算是团队内最边缘的从犯，也和主谋同罪。
法家相信人性本恶，相信要用外在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所以也就相信“轻罪重罚”的效果——连轻罪都罚得那么重，人被吓得连轻罪都不敢犯，当然就不会去犯重罪了。在这一点上，和将礼与法并列思考的儒家相比，法家对于人的认知、了解实在太简单，对于法落实执行会产生的连带作用也太缺乏思考、想象能力了。
他们没看到的连带作用，后来就成为偌大帝国快速瓦解的根本原因。“轻罪重罚”，失去了罪与罚之间的比例关系，造成“以刑致刑”的连环反应，犯罪受罚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多到破坏了这套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
那个时代没有犯罪矫正的概念，制定刑罚基本上都是为了报复、恐吓。犯了罪还把你关起来让你有吃有住，那是不可思议的。重罪罪犯会被剥夺生命，有腰斩、车裂等各种虐杀方法；轻一些的刑罚是砍手、砍脚、割鼻子，让犯人终身残疾；最简单、最普遍的惩罚，则是“夷为城旦”。城旦指的是筑城工，因为当时需要动员大量劳动力建造工程，主要就是筑城，于是后来城旦就引申为“强制劳动力”。(www.xing528.com)
“夷为城旦”意味着犯罪变成了公家的免费劳动力。城旦是一个身份，处罚的本身就是取消你原来的正常身份，降等（“夷”）为城旦，因而没有规定刑期，没有时间长短的分别。变成了城旦，就一直是城旦，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再将你升级，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摆脱城旦这个身份。
“轻罪重罚”“以刑致刑”最大的效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帝国里的一大部分人口，都变成了强制劳动力，说得更明白、更直接些：他们都成了公家的奴隶，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张的奴隶大军。
公家奴隶很好用啊！可以派去修“驰道”，也可以派去建长城、阿房宫和骊山陵。“轻罪重罚”下，在帝国里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都被罚来成为公家的奴隶。奴隶不断增加，要几万有几万，要几十万有几十万，难怪始皇帝可以不断启动这些空前的大工程！因为他掌握了空前的公家奴隶队伍，绝对是周代八百年见所未见的，而且其规模还在逐日逐月扩大。那么庞大的强制劳动力不用白不用，当然就对皇帝和整个统治系统产生了高度诱惑，刺激他们不断设计出运用这些劳动力的工程。这是秦始皇“好大喜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以刑致刑”也必然形成了这套法家系统内部最大的矛盾。原本朝廷对于人民最严格的要求有二，一是留在土地上努力生产，二是安居不动，别制造问题。但一个人一旦变成了刑徒，被拉去参与强制劳动工程，他就不得不离开土地，既不能致力于农业生产，还要千里跋涉远方去。
“轻罪重罚”使得很多人离开土地，无法安居乐业，于是原有的农业经济基础被破坏了，原有的邻里组织基础也被破坏了。
在此之上，始皇帝为了防范六国遗民作乱，又两度下令将各地的富豪迁到咸阳来就近看管。这些人也离开了旧有的基础，也成为无根、不受土地与邻里组织约束的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