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宗教利用与辩论大会举行

13世纪初，蒙古还处在跨入文明门槛的最初阶段，作为观念形态的宗教仍然是原始巫教——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独尊的、排他性的一神教还没有成形。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对外军事扩张中，开始接触到其周围文明较高的诸民族的各种宗教。

1219年木华黎攻占宁远，俘掳了佛教禅宗临济宗的著名僧人海云（印简），成吉思汗即遣使令“存济无令欺辱”，且以“小长老”称之。[508]1233年海云至燕京，主庆寿寺，与断事官胡土虎多所来往。窝阔台时，迦叶弥儿（Kasmira，克什米尔）浮屠师斡脱赤与那摩至和林，备受礼遇。[509]蒙哥时期，留在凉州的吐蕃喇嘛八思巴被召，谒忽必烈于王府，从此，喇嘛教在蒙古贵族中逐渐流行。

和全真教的接触始自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中邱处机奉诏西觐。全真是道教的一支，创于金初的王喆。原是杂取头陀教与儒、墨而成的道教宗派，主苦行自律，屏去妄幻，独全其真。“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畊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510]金末，其教大行。邱处机西行万里，为成吉思汗说养生之道，得到成吉思汗青睐。根据中亚穆斯林教士免征赋役的惯例，成吉思汗付予邱处机敕书，规定“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511]全真道由于取得了豁免赋役的特权，其势益盛。“从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512]

至若伊斯兰教，蒙古人当是很早以来便通过一些进入蒙古草原的回回商人而有所了解。1216年者别伐乃蛮余孽古出鲁克，即成功地利用了喀什噶尔穆斯林的宗教情绪。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也早在克烈、汪古等部中流传。在大蒙古国建立以后，不少穆斯林供职在蒙古汗庭，因仕宦、商旅而活动在华北者亦日渐增多。贵由时期，基督教徒在汗庭甚为得势。但总的说，它们在汉地的影响仍是微弱的。(www.xing528.com)

对于各种宗教，蒙古统治者的基本态度是兼容并蓄。“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成吉思汗）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在成吉思汗的孙子一辈中，有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如别儿哥兄弟便比较早就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513]

蒙哥即位，任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后封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514]由于全真教徒凭借成吉思汗玺书，在燕蓟晋北地区横豪势盛，凌虐佛徒，将四百余所佛寺改为道观。又翻刻《老子化胡经》，远近散布；且以为欲在两教相争中求胜，“宜先上播朝廷，余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温的罕广赉其本，遍散朝廷近臣”。时，嵩山少林寺僧福裕（号雪庭，属曹洞宗）正建寺于和林[515]。“因见其本谤讪佛门，使学士安藏（字国宝，畏吾人）呈献阿里不哥大王，訢其伪妄。大王披图验理，阅实甚虚。乃奏天子，备陈诈冒，破灭佛法，败伤风化。”[516]

蒙哥除独尊传统的萨满教外，对其他民族的宗教，显然并无偏袒。他批评说：诸教派中，“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517]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518]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519]这基本上表现了蒙哥对诸教派一视同仁的态度。惟其中独抬高佛教，则出自佛徒之借虎皮以扯大旗，亦不可信。鲁不鲁乞亲聆蒙哥谈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的，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520]这个记载则是可信的。这里的“上帝”便是蒙古人所奉的“长生天”（tangri），“方式”即指各种教派。这与《元史·宪宗纪》所说的“酷信巫觋卜筮之术”是一致的。故他在接到阿里不哥的报告后，乃召李志常及福裕等在1255年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由于在执行中道士抗拒，不肯交还寺产，佛徒连年上控。1257年，蒙哥责令忽必烈负责处理。忽必烈于是在翌年召开二次辩论大会于开平。佛徒参加的有那摩、福裕以及八思巴等三百余人，道士则有全真掌教张志敬等二百余人。窦默、姚枢等儒士二百余人奉命充“证义”。辩论结果，全真理屈败北，十七名道士被责落发为僧，退还侵占寺产二百余处；《化胡经》版被焚毁。忽必烈的崇佛倾向虽然已很明显，但对全真教，除了稍抑其过甚的豪横外，并没有对它的流传给予任何歧视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