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诏令十路宣抚使劝课农桑、抑游惰。八月，成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督课农桑。弛诸路山泽之禁，以利于增加生产。当时，蒙古王公、军将都广占民田，多至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军行所经官路，限一里之内为营盘牧地，以供军马刍牧。忽必烈在中统二年七月两次申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至元元年八月，特颁诏规定县官“以五事考较而为升殿：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608]。至元六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这份资料经过补充修订，在至元九年以《农桑辑要》为书名，在全国颁行。书中“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这本书在总结历代农学成果，推动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至元七年二月，朝廷设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地方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其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任大司农卿。当丞相安童以孛罗系台臣兼领，前无此例为理由，提出异议时，忽必烈降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孛罗总之。”表明了他对司农一职的重视。这一时期，水利的兴修也颇为朝廷所重视。中统二年六月，怀孟广济渠提举王允中等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余所。中统三年八月，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王允中请开邢、洺等处漳、滏、沣、达泉以溉民田（至元元年，以引水溉田，造成御河水浅，有碍漕运，复填塞分渠）。至元三年，郭守敬等浚西夏中兴之汉延、唐来等渠，使农田十万余顷重新得到灌溉。至元九年二月，“诏诸路开浚水利”。史载司农司既设的五六年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609]。“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61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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