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地方统治机构及行省制度的重要性和效益

针对大统一国家境土辽远、民族众多、经济生活互有不同等复杂情况，元朝对于地方大体采取：在汉族及某些边境地区，设置行省，以资控驭；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因俗而治，直隶中央。同时，并在适当的地区，配置皇子出镇，以加强控制。

“行省”即行中书省事的简称。魏、晋以来，始有行台（北魏称尚书大行台，北齐、隋称行台尚书省）之设，以专征讨，然不常设。金朝往往派中央尚书省的执政官前往地方，执行某项特殊的重大任务，称为行尚书省。事实上即尚书省的派出机构，意在增重其势权，使能及时而有效地处理地方事务；事已则撤。金元之际，为了抗御蒙古，地方长官多授予行省官衔，但仍是权宜建置。蒙古国时期，地方军阀也多沿用行省之官称，然亦始终不成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在地方分设十路宣抚司，而同时在河东、西夏、四川、河南、东京、云南等地区则先后设置行中书省，以都省宰执系衔行中书省事。它们仍然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为了用兵南宋，曾设置了荆湖与淮西行省。灭亡南宋后，分置了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行省及十一道宣慰司。为了发动对外侵略，还成立过征东、日本、占城等行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更定官制，规定行省长官不再系都省相衔，只称某处行省某官。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固定为辽阳、陕西、甘肃、四川、河南、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岭北等十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但仍是“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659]所属官吏，“自筦库而上，皆命于朝。”[660]行省制度的设制，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形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元王朝只有加重地方政权的权力，才有可能及时并有效地镇压，以确保其统治的稳定。在辽东、关陇、漠北、云南等地区，蒙古诸王贵族的封地错列，他们都习惯于专擅自恣，也有必要加重地方长官的权势，才有可能对他们稍加抑制。行省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行，其区划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但其权力结构却又有所变化。

在蒙古草原和东北的非农耕地区，诸王、驸马各有领地，沿称为部，蒙古语曰“爱马”。部内的编制仍然按旧的传统，以千、百户相部伍。对于畏吾儿族，则专置大都护府，以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后嗣，世封高昌王统理。在西藏，则“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在中央设宣政院，通领全国的释教僧徒以及吐蕃全境。“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661]云南原大理国的王族段氏继续受到元廷的尊遇和任用，播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就其原来的统治者授以官职，允许父子世袭，然必受命于朝廷。它们都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地方政权，但又各自保有自己的制度风习。(www.xing528.com)

为了确保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统治，元朝政府还实行亲王出镇的制度。根据成吉思汗以来的诸王分封与嗣后实行的王子出镇制度，忽必烈的长子真金有封地在云南。忙哥剌封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那木罕封北平王，出镇西北边；后改封北安王，出镇漠北。忽哥赤封云南王，出镇云南，兼辖大理、善阐及察罕章、合剌章、赤秃哥儿、金齿等部以及安南诸国。脱欢为镇南王，初镇鄂州，后改镇扬州。此外，西平王奥鲁赤、宁王阔阔出，爱牙赤、忽都鲁帖木儿诸王分地，“大率错列于陕西、四川、甘肃边徼”。分地是诸王子作为“忽必”、即份子承自其父忽必烈的一份产业。[662]出镇则是作为王子而受朝廷委派的职务。由于他是代表大汗（皇帝）镇摄一方，位尊势重，在监督与调协地方军政首脑及贵族权要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