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孙铁木儿是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甘麻剌长期出镇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在同成宗竞争皇帝失败后，复归藩邸，大德六年（1302年）死去。也孙铁木儿嗣为晋王，仍镇北边。他通过王府内史倒剌沙，侦伺朝廷事机。倒剌沙以己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卫，哈散进一步与铁失相勾结。仁宗在位时期，为了稳定皇太子硕德八剌的继承地位，削弱诸王的权力，曾将一部分诸王远徙边地。英宗也继续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又大行削减对诸王勋旧的赏赐，这就引起了贵族的普遍不满，终于导致了“南坡之变”。在这次事变中，“宗族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一人，可见英宗、拜住在蒙古、色目贵族中已极为孤立。英宗与也孙铁木儿的关系也很紧张。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时，宣徽使探忒就来至晋王处，向倒剌沙透露：“主上将不容于晋王”。八月二日，铁失密遣斡罗思来告：“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四日，英宗遇弑。预乱的诸王按梯不花、也先铁木儿便奉皇帝玺绶，迎也孙铁木儿于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即位克鲁伦河上的行在所（泰定帝）。以上情况表明：泰定帝实际上是与谋弑杀的。其后，在文宗的即位诏书中，也明白地指出：“至于晋邸（指泰定帝），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铁木、也先帖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足证泰定帝曾参与政变是确凿无疑的。但等到他即位以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便先后将与乱的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处死。另一批人，包括御史中丞董守庸（藁城董氏之后）等坐党铁失免官。从乱诸王皆远流边地。然倒剌沙则以藩邸旧臣，擢升中书左丞相；一大批附从者多得到原免。故泰定元年（1324年）张珪建言，仍有“弑逆未讨，奸恶未除”之说。同年七月，泰定帝又令将所籍入的帖木迭儿及其子班丹、观音奴的资产给还其家。因此，泰定时期，朝廷要职仍然是由一部分帖木迭儿党羽和一大批骤陛的晋邸藩臣所充斥。他们，包括泰定帝本人在内，都是与草原贵族紧密联系的贵族守旧集团。泰定帝虽有“谕百司惜名器，各遵世祖定制”的诏旨，自称“凡所以图治者，悉遵祖宗成宪”。实际上，除了前朝的所有弊端秕政，在荒滥的程度上更加有所发展外，几乎无一善可以称述。
在财政本已十分艰困的条件下，滥赐又恢复到英宗前的水平（以锭计）。佛事上的浪费也有增无减，数倍于至元时期。喇嘛僧贵倖豪横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帝师的“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必兰纳识理因罪受诛，“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以及妇人七宝装具，价值巨万万云”。色目商人中宝是成宗朝开始的弊政，这些色目商人勾结朝中权贵，以呈献宝货的形式，而从皇帝那里取得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赏值，而暗中分用。泰定时，“西僧鬻宝，动以数十万锭”。倒剌沙等还奏请对累朝未酬者慷慨地予以偿还，其数高达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当时一岁全国包银差发，总入只十一万锭。[1365]政府公开规定：“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官员的冗滥情况益形发展。譬如东宫卫士，先朝止三千人，增至万七千。在他统治时期，天灾频仍，泰定元年（1324年），南旱北涝。泰定二年，河北大水，民无以为食；翌年夏复大蝗。地方不靖，京师多盗。朝廷在泰定二年九月，分天下为十八道，遣使宣抚，“按问官吏不法，询民疾苦，审理冤滞，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实际上除加重扰民外，全无实效。某些前朝的设施，譬如经筵制度，当时虽继续实行，并以左丞相专领。预经筵的有张珪、许师敬、赵世延、曹元用、吴澄、马祖常、邓文源、张起岩等，均一时名流。所讲有《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皆以国语译所说书，两进读”。实际上却完全只是一种形式，虚应故事。赵简就慨叹说：“于是四年矣！未闻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将无虚文乎！”[1366]综上所述，泰定帝一朝，占绝对优势的是蒙古贵族中的保守势力与色目高官集团，认为这一时期仍“基本上是顺应进一步行汉法的历史趋势”[1367]，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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