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文化的象征系统很早就被人类学家所关注，但每个时期的人类学家之所以会关注艺术都是因为艺术可以帮助人类学理解异文化的整体表现问题。不同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式，这些角度和方式与不同时期人类学家要解决的大的宏观问题有关。在古典人类学时代，人类学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是进化的还是传播的，因此，其讨论艺术的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展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学科以进化论为范式，当时，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为其提供了解释文化差异性的新路径。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初级”艺术形式是理解西方艺术“复杂性”的可行性开端。持这种观点，并践行这种观点去做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史家是德国的格罗塞，他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的开山鼻祖之一，也是最早关注到原始艺术，并将艺术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艺术史家。他在其代表性著作《艺术的起源》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艺术科学这样的概念，以示其研究与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的区别，当时没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今天看起来其探讨的就是最早的艺术人类学所探讨的概念和理论。他在书中提出：“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看上去似乎没有规律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35]也就是说，艺术科学要研究的是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而这一研究“要从底层攀起”[36]，就是说“从野蛮人的许多单调的装饰开始研究”[37]。他认为这一研究，“就等于要解决高等数学问题之前，必须先学会乘法表一样”[38]。他关注到这一问题，是因为他关注到，当时的各大城市都有人种学博物馆，在人种学博物馆里有人类学家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不同的艺术品，是这些艺术品的出现和存在，让西方世界开始了最早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讨论艺术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则是哈登，他认为，“高度文明社会的艺术表现形式非常复杂，要完全理解它，是一项非常困难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39]。因此，“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问题简化到最简因子，在研究更复杂的领域之前先研究它的最简因子”[40]。在他看来，艺术中的最简因子就是“蒙昧艺术（savage art）”。[41]但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他对原始艺术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别于格罗塞的，而且他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还具有动物学家、海洋学家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更接近科学家，而不是艺术史家。因此，他认为，研究艺术有两种类别：美学的和科学的。艺术的美学研究最好交给专门的艺术评论家，而他追求的是一种物理学和生物学式的科学研究。[42]其次，1898年，由他带领的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开系谱学研究方法之先河，摸索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技巧，是最早走向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一支探险队。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来自当时的人种学博物馆，其研究是没有地域限定的广泛的研究。而哈登并不完全赞成这样的研究方法，他说：“要先简要地描述某个特定地区的装饰艺术，而不是满世界随机抽选装饰样本。”[43]“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同样的图案很有可能在起源上具有某种联系。”[44]即，他认为，如果将艺术放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来做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有效地研究其生理机制和变化的规律，就像在显微镜下做研究一样，比起那些浮在表面的、大而化之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其在这里凸显了人类学的研究特点。
当然，因为他不关注当时美学界和艺术界的研究，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他所认为的写实的欧洲艺术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层级时，欧洲的艺术家们却开始打破这一再现的、写实的模式，向抽象的、表现性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最初原动力却是来自于原始艺术的启示。(www.xing528.com)
古典人类学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从传播论来讨论艺术的起源和分布问题，人类学传播论中最具典型性的学者代表应该是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史密斯等；但继承这一传统并将其运用到原始艺术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则是博厄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他所完成的《原始艺术》。他对造型艺术的研究和哈登一样，主要是着眼于装饰纹样和图案的研究，他认为，其研究的任务就是去“努力查明各种纹饰的分布情况和不同部落对于相同的纹饰是如何理解的”[45]。其目的是为了“去探究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及无法用考古学证明其发展的某些民族文化的部分历史发展过程”[46]。同时通过这样的研究，“即可相当准确地探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传播的”[47]。那样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学所有的研究都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所以，博厄斯提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生物学家研究动、植物分布的逐渐发展的方法极为相似”[48]。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艺术研究不同的文化区域是如何形成和如何分布的。所以，他认为，艺术研究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地理的方法”[49]。正因为这样的方法，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形成了文化类型、文化圈、文化区、文化模式等概念。
另外，博厄斯是历史特殊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了进行这样的“历史的分析，首先要把具体问题看成是一个单位，然后再逐步弄清楚它在发展为现状以前的来龙去脉”[50]。而这样的来龙去脉，需要有可视性的象征符号来标识，因此，博厄斯研究艺术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而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正如弗斯所说的“艺术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使人类学家进入这一领域”。同时“人类学家将原始艺术视为一种文化材料”[51]，然这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材料。也正因为这样的因素，博厄斯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各个民族创造的象征符号和对象征符号作出的各种解释”[52]。这些可供解释的象征符号，即艺术品都具有各自的风格，而正是在这种风格的基础之上才促进了各种艺术的发展。因此，研究艺术风格，关注于形式和图案，是传播学派研究的主要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典主义学派，无论是进化论学派，还是传播论学派，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对于制作作品的人，以及作品与人的互动，还有围绕着作品产生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关注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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