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丧葬舞蹈文化产生、存续与流变实际上正是因为其符合特定民族民众政治、伦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包括丧葬舞蹈在内的丧葬习俗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投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处于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因此也就孕育出具有一定特色的丧葬文化。然而，此种“多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究其文化本源，丧葬舞蹈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却是统一的。
丧葬仪式上的每个仪式都不同程度笼罩在超自然神秘主义的面纱之下，然而超自然神秘主义的形式必然包含深层的文化动因。目前，学者较多从“悲喜冲突”的视角来解释各民族丧葬舞蹈习俗。笔者认为，这确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拟制的从容”与“本性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亦是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因。纵观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宗教或文化中均有导人从容面对死亡的元素。然而，此种“视死如生”的对死亡的从容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或者文化上的拟制——“拟制的从容”。无论在外表上各族民众表现得对死亡多么从容，但从生物性或者人性的根本出发，人之为人，本质上对死亡是恐惧、反感、厌倦的，是想极力避免的——“本性的恐惧”。丧葬仪式的场域中，“拟制的从容”与“本能的恐惧”在局部空间和有限时段内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言，人类在丧葬过程中表现出共有的矛盾心态，“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15]于是，必然在文化上需要通过某种特定丧葬仪式的“释放”，来缓解与调和此种“拟制”与“本能”的矛盾。
“在宗教意趣和现实人生的双重作用下，丧葬仪礼中神圣情感与世俗情感交汇混溶。”[16]如果我们跳出西南地区的局部空间，我们会发现不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释放方式。汉族的文化深受儒家影响。“儒家的生死观开端于孔子”[17]，在面对自己亲人离世时，儒家倡导的“仁、礼、孝、悌”，使在面对自己亲人离世时，必定是悲痛的。因此汉族丧葬习俗中以“放大的悲”来应对此种拟制与本性的冲突。包括回族在内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仪则选择“纯粹的静”来应对拟制与本性的冲突。而在西南诸多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中，我们则发现他们用“狂放的喜”来应对拟制与本性的冲突。[18]比如甘孜彝族的丧葬文化中，“枪声、爆竹声、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月琴手、口弦手乘机展示他们的高超技艺，整个丧葬仪式都充满了欢乐与浪漫的气氛”。[19]哈尼族的丧葬仪式“既是正常悲伤的丧事活动，也是娱乐性、竞技性的歌舞盛会”。[20](www.xing528.com)
因此，“悲喜冲突”只是我们观察西南少数民族丧葬舞蹈的一个视角，就更深层面的动因而言，选择“狂放的喜”来应对“拟制的从容”与“本性的恐惧”在丧葬仪式的激烈冲突则是根本动因。也就是说，汉族民众突出地通过“悲”来宣泄情感，回族民众突出地通过“静”来表达情绪，而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则突出地通过“喜”来释放冲突。所以我们能发现相当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死亡”并非“祸”与“悲”，而恰恰是“福”与“喜”。彝族民众就认为人死后灵魂“归祖”“回家”。羌族有“重死”的文化情节。在羌民看来，死亡意味着人离开现实世界而进入祖先居住的“鬼寨”。换言之，“死亡”意味着“回家”。由此，在羌民的文化中强调“死亡”并不可怕。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藏族民众认为死亡是这一生的结束，但却是下一生的开端。因此，死亡既是终点，更是起点。[21]土家族也认为老人去世本是“顺头路”，“死了是福”，既是旧生命的结束，亦是新生命的诞生。故而，丧事便是“白喜事”。[22]在西南诸多少数民族不约而同地选择“狂放的喜”来应对“拟制的从容”与“本性的恐惧”的冲突时，丧葬舞蹈自然就成为表达此种“狂放的喜”的最好形式与基本媒介。无论是“娱魂”“娱神”抑或是“娱人”，其深层动因都是借助丧葬舞蹈表现出一种“狂放的喜”，从而应对丧葬仪式中拟制与本能的激烈冲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