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居士林与铜佛的沧桑往事揭秘

吕　英

天津居士林位于东南角草厂庵清修院胡同10号，占地752.27平方米，建筑面积700.52平方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配殿组成，建于清末民初。

天津居士林

居士林前身是“清修院”，原是天津八大家“李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于1917年从北京怀柔县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匾额“清修禅院”。后军阀混战，直鲁联军褚玉璞进驻天津将清修院封闭。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清修禅院重归李家。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之长孙李颂臣商妥，将清修禅院改为“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为副林长并自封为“首席居士”，并规定每周日居士来居士林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当时信徒甚多达千人以上。至1935年11月13日因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些居士们认为佛法失灵，居士林成为凶地，不再前去诵经。靳云鹏为解决门庭冷落，请银行经理王祝三任副林长，又请来与帮会势力有联系的高乐园主持林务。1948年以后由宝菡法师任住持，1950年靳云鹏病逝。1952年居士林关闭。“文革”期间遭破坏，被“红卫兵”毁庙驱神，后改为街办工厂。1982年在南开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将街办厂迁出，重修了居士林，恢复原貌，开展了佛事活动。

居士林供奉的“毗卢遮那”鎏金铜佛在“文革”期间，也成了专政对象和红卫兵的猎物，小将们将它从宝座上掀翻下来，推倒于院中，并将内脏掏空。“文革”高潮过去，好心人将铜佛从院中移到院内角落自来水旁，冬天与自来水管冻在一起默默地在那里“坐禅”，经受严寒酷暑的“考验”，等待未来的终判。(www.xing528.com)

铜佛的终判终于来临了，那是1969年冬，我正在区革命委员会回收废钢铁办公室工作。在一次汇报中听到街办小工厂要将居士林铜佛和两口铁钟卖掉，我听后一惊，这尊铜佛我在40年代初见过它，略知它的传说，也深知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我向负责办公室工作的王学同志（原副区长）建议要保护文物。但处于“文化大革命”中，谁也说不准为何保护。我们决定通知街革委会和工厂暂时别动，待请示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再说，对于已运走的两口铁钟立即派人通知物资回收公司大五金库暂为保存，但为时已晚，两口铁钟送到后立即被电锤粉碎了；铜佛因太重又冻在自来水旁，暂未搬走，才得已幸免。

为弄清铜佛情况我首先访问，侍奉居士已达几年的老妇，她已70多岁，人称“老疯子”，其实她并不疯，人很善良，她当过街道积极分子。她从30年代末讲到“文化大革命”。这尊铜佛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从山西某寺庙中运津，准备冶炼后制作战争军火。运至河北某冶炼厂，在粉碎时，传说一工人用铁锤向铜佛头顶击下后，这个工人就觉得头疼厉害，认为佛爷显灵，再也不敢粉碎了。此事传出后轰动全市，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的去朝拜。日本人也不敢再化铜佛了，就将这尊铜佛请至大悲院供奉，一时香火很盛。居士林中的居士不少是政客，他们见到这尊铜佛很来钱，就以势力将铜佛请至居士林供奉，并为铜佛配制了莲花坐盆（盆坐刻有捐献者姓名和民国二十八年字样），朝拜者终日不断，盛极一时。

在调查中还发现居士林东跨院南房一户居民住房中，夹皮墙内还藏有一尊头顶房梁、骑着走兽、用玻璃罩罩着的大铜佛——文殊菩萨。人与佛各居一半，中间以砖墙相隔。因此，在“文革”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我带着调查材料找到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向该组负责人（一位军代表）作了汇报，他将我介绍到文管处，得到该处重视，并派两位文物工作者到居士林对铜佛进行鉴定。经鉴定两尊铜佛都是明朝宣德年铸造，应妥善保护。不久我调离该办公室，以后听说铜佛移居大悲院。1982年12月居士林重修告竣，于翌年2月24日又将“毗卢遮那”佛迎回居士林供奉。居士林又恢复往日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