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北朝时期长安城中连续登基理政的绝好证明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极为解放、极为自由的时期。一方面是礼教衰落，群雄逐鹿，烽火连天，王朝更迭；一方面是佛光流照，凿窟建寺，琴棋书画，田园人家。政治上的混乱无序与思想上无拘无束，“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 页）。

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王朝统一全国，关中长安先后作为东汉献帝、西晋憨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几个割据王朝的国都，同时也承载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演绎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筑风貌。

首先，简朴之风盛行。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持续时间很长，使得北方人口流失严重，田园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官方和民间都无力在建筑上投入更多花费。佛教的“四大皆空”与道教的“返璞归真”相结合，又从精神上为人们的营造活动提供了标准。西晋和北朝时期的皇帝们之所以不再建新城，而是连续不断地在旧长安城中登基理政，就是这种世风的绝好证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抱朴子》中“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饮之，短褐以蔽之，蓬庐以覆之”的总结，都不约而同地说到“庐”这样一种极为简朴的“村房或小屋”，更从民间的角度证明了魏晋时期民居建筑的简约与朴素。

其次，宗教建筑的崛起。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成了人们获得精神寄托、寻找保障的安定家园，由此带来了庙宇道观建设的崛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文人墨客对这种情况的总结。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宗教建筑是佛寺、佛塔和石窟。据史料载，梁武帝时，建造佛寺达500 所，僧尼10 万多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大崇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大同时，兴建寺庙，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山西大同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峭壁上的悬空寺，就建于这一时期（图1-15）。整座寺庙距离地面50 多米，紧贴崖壁，乍看起来是由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实际上是坐落在楔进岩石的木横梁上，借助横梁与板材相连，上下梁柱左右紧密相连，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木质框架结构。经历了1400 余年的风风雨雨，悬空寺至今保存完好。(https://www.xing528.com)

再次，建筑风格的多元化。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和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了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单栋建筑在原有建筑艺术及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宗教建筑中楼阁式样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在一些公共建筑上出现了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屋顶愈发多样，南方的尾脊已开始有曲线，屋角已有起翘。受此影响，民居建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南北朝以后，结构上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结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外观由传统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开始向着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和多用曲线的造法过渡。

图1-15　始建于北魏时期的悬空寺

总之，战乱在摧毁旧有政治格局的同时，也摧毁了旧有的精神束缚。工匠们既敢于向佛教寻找空灵的创意，也乐于学习道教去追随自然，在兼容并蓄中潜心研究营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使这一时期的建筑在选址、用材、加工等方面都十分自由灵活，在创造出了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建筑形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南北方建筑的不同风貌。此时，关中地区的建筑技艺也在维持中缓慢前行。汉代留下的长安城几经王朝更迭已显破败，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优越，帝王们仍然在这里据守，文化中心的地位并没有被消解；多民族汇集带来的新营造技术虽难登大雅，即使在民间有所应用也只是昙花一现，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显露着头角。这一切都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