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宗濂[5]早年留日习医，又往奥地利、德国学习，专攻生理学。1944年起，先后主持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医学院、西安医学院，直至1992年任西安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长达48年，也是主政时间最长的一位院长，是学院分分合合、跌宕起伏最为剧烈的一个历史时期，且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因此，其办学思想对学院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西安已经先期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侯宗濂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充满希望。他指出：“今后在计划经济方针下，计划教学方针下，大学教育定当突飞猛进，焕然一新。”于是，他对未来的医学院的使命，以及育人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做了认真的论证。
在论及大学的使命时，他特别强调：“大学之使命，乃为国家教育高等人才者。一方教授大学生，使之学得高深学问，一方则应领导研究工作。大学非贩卖旧学问之市场，乃创造新知识之泉源。国外各大学未有不做研究工作者，无研究工作之大学不能称其为大学。”那么，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为何不能实现这一使命呢？他指出，当时：“虽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者。中国过去政治不良，以致人力、物力、财力之分配不当，无谓浪费，因之大学设备不周，经费不足，人力缺乏，遂乃大学除教学外，而兼能做研究工作者，殊为寥寥。”如何医治这些弊病呢？他的思路很清晰，即先要酝酿氛围，成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刊物，逐步实现。“不能希冀一步登天。俗云‘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提倡研究之前奏曲，必先倡导学术风气，是以本院近来成立医学学习会、讲演会、读书会等等，即先自大家读书做起，先自大家交换医学知识做起，最终达到世界知名。”[6]为实现这一过程，乃发行本刊，此所以用文字交换大家之医学知识者，如能因此进而得介绍医学知识于群众，则实为得收获于意外矣。他还具体规划了《西大医刊》的栏目设置和报道范围，即：“由综说——综合以前之许多创作，加以有系统之整理介绍，时或加以自己之独特见解者；译述——翻译国外之著作中有兴趣有价值者；摘译——外国原文过长，摘要而译录者之记载，而走向专著；专著——所谓专著者，乃有创作性（Origin alitat）之专门著作。从某一病例，而论一事，而达到纯学理之研究报告。至此，本刊乃成为一有价值之医学学术刊物，间接证明本院同仁研究工作之成功。此外，当然随时亦可介绍医界珍闻，以至重要院闻等。最终达到Lancet（《柳叶刀》）之情形，世界知名，则可浮一大白矣。”[7](www.xing528.com)
侯宗濂如此说，亦如此做。他在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主任教授时的1936年，即由中国生理学会推荐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发表了他对“费氏（Fick）间隙”的研究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以后，他在1955年领导生理学教研室时继续进行兴奋性及其指标等问题的研究，先提出了“标准时值”概念，后于1959年又提出“标准电量”新概念，对其“标准时值”理论进一步完善化，又在1972年开辟“针感生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他将办学目标定在“世界知名”和倡导大学教学、研究两大职能的思想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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