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7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11]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主要由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址，且获汉代简牍1万余支。1928年10月，董作宾在安阳小屯、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1929年李济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参与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等等，亦均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黄文弼之前，西方探险者在西北的活动，除少量学者外，无疑多为“挖宝”式的活动，谈不上“考古”二字。中国的学者初期考古活动，也还较多地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是“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寻求考古工作的线索和实证”[12]，黄文弼科考出发时就带有6箱书籍。黄文弼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以及从考古、历史、文化、地理、宗教、自然科学等方面，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还出版了“三记两集”考古专著，其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并以其为代表的考古学演变为标志之一，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术传统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故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向达在《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中也认为：“西渡流沙，穷年兀兀，用科学方法以追随西洋先进之后，与之协作，为各方面之探讨者，以前尚未有也”[13]。(www.xing528.com)
黄文弼在外国探险家长期把持的我国西北考古领域，“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为基础，积极研习西方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走出了与李济、梁思永等人不同的另一条中国考古学发展之路”[14]，“所得材料之丰富，尤不亚于外人”[15]。他虽然不懂外语，与斯文·赫定、贝格曼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和文字交流，甚至由于黄文弼强烈的主权意识和多次阻止外国团员侵犯中国主权，也造成与外国学者的对立，但总体看来，这种野外考察制度、考察方法、互相观察模仿，甚至互相竞争式的交流，还是在中西考古学的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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