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间，已经入冬，一支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董守义、罗根泽、佘坤珊、徐佐夏、王同观、郭俊卿等著名教授带领的80余人的学生宣传队正在秦岭深山之中实施社会教育和抗日宣传。各组初到一地，即着手测验当地民众知识水准，如询问小学生及不识字之成年人：“中国目前是否仍有皇帝？”“我国首都在何处？”等问题。前者均答为“有皇帝”！后者则答为“南郑”[1]（今汉中市汉台区）。
这时距辛亥革命、民国肇造已有25年，但距离陇海铁路不过200公里之遥的秦巴山地人民仍然“少不出关，壮不入川”，仍不知今夕是何朝，首都在何方？其“一般人多习于怠惰，不事生产，富源虽多，均未开发，吸鸦片者遍地皆是，街头巷尾之商肆中，无它物，唯有烟斗而已。语音近川音，成语不甚通行，盖人民多不识字故也”。[2]
为此，西安临大的师生们在凤县、留坝、褒城（今撤销，划入勉县等）、沔县（今勉县）、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一带，宣传和动员社会力量抗战救国。他们利用县城、乡镇的集市，集会演讲、化装表演、奋斗性游戏、体育竞赛、教授军歌、讲故事、谈话等形式进行宣传，并携带小册子、图画发放给民众。其讲演宣传内容，以汉中龙岗寺的讲演为例，主要是：“史地常识（疆域、国耻史）、时局报告与分析、我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原因、惨痛故事（如日本残杀我同胞）、爱国故事、民族英雄故事、拥护领袖、我们的责任、军民合作、矫正错误思想（矫正流言）、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防空常识、服兵役与服工役、铲除汉奸。”此外，宣传队还协助地方筹划农村俱乐部、协助地方办理壮丁训练、保安队体育训练、社训军官之体育指导等，目标为“锻炼强壮之身体，启发奋斗之精神，培养爱国之思想，增进抗敌之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这就是典型的社会教育。
1938年10月，西北联大李蒸常委出席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期间，教育部划定的师范教育区中，西北联大的师范教育区面积最大，地区最广，包括河南、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六个省份，并要兼办社会教育。为此，西北联大实施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思想。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社会教育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义务”的思想也正是在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www.xing528.com)
【注释】
[1]本大学下乡宣传队近讯（自汉中寄）[J].西安临大校刊，1938（7）：8—9.
[2]编者.本校学生宣传队第三队第二次报告[J].西安临大校刊，1938（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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