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的知识获取和学业进修方面，刘季洪指出：“我国一般人入大学的机会甚少，大学生约占人口的万分之一，我们的同学很幸运地进入大学，假使把四年马虎混过，真是辜负了国家和自己。我们讲学的人假使不能使同学充分利用时机，加紧学习，也是扪心有愧，所以学业进修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课程方面，他认为“在旧时中外都很简单，中国不外经史子集，欧西各国也不外乎文史法政哲学神学诸科。自从17世纪科学发达，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便被人重视而进入课程的范围。又因工业发展的结果，社会组织有了变化，社会问题渐渐发生，于是学校里又增添了社会科学的科目。课程既然逐渐扩充，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兼治各科，所以才分科研究，训练专才”。但是，这又出现了“渊”与“博”的问题，因此“分科固然可以专范，然对一般文化陶冶，每多忽略，以致关于人生缺乏普遍了解。所以，有些人又注意到广泛知识的重要，这就是渊与博的问题”。高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首先应该从课程设置、教材和课外阅读三方面解决：一是课程设置上，不应就此长期在“歧途上徘徊”，而要“双方兼顾”；二是在教材上要对“必修、选修各课程的教材加以检讨，务使衔接一致，分配得宜”；三是在课外阅读方面，“每个学生倘若只读教科书，那么四年合计不过读书几十本而已，那是不够的，必须课外阅读，以作补充。假设每人每周课外读书二至四本，一年以五十周计，可能读百本到二百本，四年合计可读四百到八百本。虽然还是很少，总可补充了一些知识，而为以后终身治学的基础”。[1]
在品格陶冶方面，“学校不仅在灌输知识，尤须陶冶品格，讲到陶冶品格”“我们先贤早遗给我们许多道德要目，如智仁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莫不可作为行为规范”。除了要有共同的行为规范以外，还“应当有实践力行的精神。我国过去教训子弟，先注意洒扫应对，就是注意实践的意思，中庸上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更强调了力行应有的精神。”“我们除去修己以外，还要求善群之道。现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增加，团体生活的训练极为重要。团体生活的主要条件，在能重组织守秩序，而组织秩序习惯的养成，则应从实行自治始”。[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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