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衰亡与中国气象灾害

经过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此后十六国割据纷争，由拓跋鲜卑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于439年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长达150年的中原混战，同时为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环境。北魏与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对峙，合称南北朝，而其国祚之长是魏晋南北朝政权中首屈一指的。

十六国混战一百余年，最终由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这不是偶然的。拓跋鲜卑从东北大兴安岭嘎仙洞迁居到呼伦湖，再进至阴山而入主中原，具有后发优势。他们能够吸收其他胡族政权的经验教训，更自觉地走汉化和农业化的道路，采取了更加有效而灵活的政策，处理好农牧业之间的关系，把北方坞壁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他们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后勤保障制度，更有效地利用天时地利行军打仗。可以说，北魏政权在其统治前期的确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使国力不断增强，在南下诸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强大的北魏帝国在统一中国北方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陷入了分裂瓦解的局面，这里面固然有着很多的原因，但其统治者没有处理好六镇地区的人地关系，吏治腐败，对气象灾害的赈救不力是很重要的原因。

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活跃于大漠南北的柔然族的首领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建立了政权和成建制的军队，号为强盛。柔然人随水草畜牧，占据了西到焉耆，东到朝鲜十分广阔的土地。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十二月，柔然趁道武帝去世和北魏内乱之际，大举犯塞。次年正月，大将长孙嵩奉诏率军北伐，不料到五月时反而被柔然包围于牛川。明元帝亲率大军接应，方才解围。以后大大小小的侵扰连绵不断，京师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经常受到威胁。

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侵，从道武帝时起，北魏政权先后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魏书》卷3《太宗纪》载：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二月，北魏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设置戍卫。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北魏朝廷又征发山西、河北的民夫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于上谷，西至黄河，广袤千里。以长城为主体的军事防御工程，作为军事战略目标，城墙、敌台、烽火台、关城、城堡、边壕等，只不过是防御工程中的建筑部分。长城沿线，还需要一系列的军事结构，强有力的组织，确定其具体职能和所管辖的范围，才能完成防御任务。在明元帝下令修筑长城之后十年，北魏政权先后设立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作为长城防线的支撑点和战略依托。此后，又陆续建立其他近百个军镇，分布在从辽东到河套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条点面结合的坚固防线。

居住在北边荒地，粮食供应不能不成为头等的难题。而解决的办法不外乎两条，一是从内地输送，二是就地生产。为了巩固边防，北魏政权经常征发河北和山西的农民运送粮草等补给品。平时各个军镇之间还常常来往运粮，以相接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北魏政权的决策者们吸取了两汉时期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转输军需物资到边镇对内地人民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有时为运输粮草还要征发耕牛作为运输工具，从而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在长途转输不能满足军需，而且效益太差、弊病太多的情况下，随着大批军民不断迁入六镇地区，为了解决生活所需，他们必然进行开垦种植，从事农业生产。官府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孝文帝一再颁布诏书，令边镇“各修水田，通渠灌溉”^[25]。(www.xing528.com)

北魏北边诸镇大多位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地区。由于地形和地势的影响，阻隔了水气的深入，“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同纬度地区降水量最少、蒸发量最大、最为干旱脆弱的环境地带”^[26]。加之该地区处于西伯利亚、蒙古高压反气旋的中心，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大范围频繁的强风，为风蚀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条件；而局部地区的起伏地形，深厚、疏松的沙质土壤和短历时高强度的降水特征，助长了水蚀的发生与加剧，使黄土高原北部与鄂尔多斯高原的过渡地带以及黄土高原中西部成为水蚀荒漠化最为集中、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大范围极度干燥与局部地段低洼、排水不畅，降水稀少与强烈的蒸发，在古代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和灌溉下又加剧了土地盐渍化。

由于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源得不到涵养，气候变得极度干旱，一些河流的水量有所减少，许多湖泊逐渐干涸。正是由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在水土流失、旱、涝、风、雹、霜冻、盐碱、蝗虫、鼠害等多种自然灾害的重重打击下，六镇地区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

在不宜农的地区进行全面的农业开发，从长远来看，不仅没有使得六镇军民丰衣足食，反而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粮食供应也日趋紧张。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后期，华北地区经常是连年水旱灾害并发。如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州镇二十七水旱。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州镇十一水旱。太和元年（477年），州郡八水旱蝗。太和二年（478年），州镇二十余水旱。太和四年（480年），州镇十八水旱，民饥。太和八年（484年），州镇十五水旱，民饥。太和九年（485年），京师平城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频有水旱，百姓饥弊。

自从太武帝建立起军镇体系之后，每逢水旱饥馑爆发时，北魏政权都会下诏赈济边镇军民，或允许饥民就食他地，以稳定局面。宣武帝期间，北魏政权赈灾的效果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官府赈灾的重点也从发放实物变成收瘗骸骨，皇帝减膳撤悬、罪己省狱等方面，于赈灾并无实际的益处。孝明帝即位以后，北魏政权更是很少再下诏赈济北镇灾民了。

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怀荒镇民忿镇将于景不发粮廪，杀景反。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攻占沃野镇，北魏六镇起义爆发。六镇起义的实质不仅是“自孝文帝迁都以来鲜卑化的代北武人同汉化的北魏贵族斗争的继续”，而且也是北魏在六镇各种政策失误的后果。^[27]这些失误既包括无计划的移民和农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包括赈灾力度的减小导致社会减压阀的失灵，还包括吏治腐败的加剧使镇民对元氏朝廷恨之入骨。种种失误叠加在一起，使得本来是边防支柱和政权基础的六镇军民反而成了北魏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