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流民问题，这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流民的出现不外乎天灾、人祸两个方面的因素。
秦汉时期，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时代。统一的封建帝国，只要能有效地控制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就能够使农民极其有限的剩余产品像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中央王朝手中，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统一的封建帝国为维护本身稳定，都大力培植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分散孤立、抗灾能力弱，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故而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中国的赋役制度，本质上说是具有无限威势的皇权及其高度发达的组织网络直接对每一编户民的人身管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役使。而正是因为赋役的供求双方在力量对比上有如此的天壤之别，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中对农民的经济压榨很容易就能够达到超限度、超规模的程度。
竭泽而渔式的财政剥削是封建王朝惯用的手段，轻徭薄赋往往只存在于王朝初年。它导致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内，农业单产虽有提高，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始终被压制在最低水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几乎被消耗殆尽。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各个朝代在主流税制基础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附加，有时这些被称为“杂派”的附加超过甚至数倍于正课，形成了中国赋税制度外长期加征的积弊。农民不堪繁重的负担，纷纷流亡，这是流民产生的人祸因素之一。
土地兼并是产生流民问题的另外一个人祸因素，它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一个无法治愈的顽疾，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对财富和土地的贪婪追求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也就势必造成他们对土地的无限扩张和兼并。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来源，一部分人沦为佃农，另外一部分则逃亡他乡，成为流民。已故著名明史专家李洵就曾指出，明朝流民问题暴发性地出现的“真正的、根本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不在灾荒和兵燹，而是当时贵族大地主的占夺农民土地狂潮”[35]。
产生流民问题的第三个人祸因素是战乱。尤其是在朝代更易之间，往往都会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倍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被迫携家带口，逃离家园，辗转流离，以求生存之机。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气象灾害，成为迫使广大农民流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产业，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都会造成影响和破坏，往往导致庄稼减产或绝收。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洪涝、干旱、雨雹、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都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破坏。如15世纪末干旱使北方大批人口脱离土地成为流民，构成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17世纪开始的全国性大旱灾带来的社会动荡更为激烈。这次全国范围的大旱灾直接导致全国大蝗灾，也引发出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大批人口死亡，幸存的灾民则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有这么一首《走西口》的民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歌语言朴实，情感缠绵悲怆，唱腔荡气回肠，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几百年来，山西、陕西人民不断迁徙到西口地区（今内蒙古西部地区，民国时的绥远省辖区）谋生、定居，形成了一种民间称之为“走西口”的社会现象。
山西省、陕西省北部地区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高寒少雨。据统计，16至20世纪，山西省一共发生“特大旱灾240次、大旱灾783次、中等旱灾439次、小旱灾95次，总计旱灾高达1511次”[36]。旱灾造成了粮食减产、人畜饮水困难，晋陕北部贫民每遇灾饥多走西口。可见，清代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晋、陕一带贫苦农民背井离乡“走西口”的客观原因。
发生在清朝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以及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十八年（1892年）北方诸省遭遇的特大旱灾，更加逼迫晋陕灾民“走西口”，求活路。根据民国时期的资料记载，期间“难民来者麋集，即就集于隆兴长南四大股庙一地论之，为数已有四万五千之众，其他流徙各地者，尚不能尽数”[37]。大量内地汉人走西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当地单一游牧经济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
西口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在蒙古族统一大漠南北以前，匈奴、乌桓、鲜卑、柔然、救勒、突厥、回绝、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息繁衍。在秦、汉、南北朝、唐、辽、元等时期，虽也曾有汉族来此垦殖，但除汉代持续二百余年外，农业经济大多时兴时废，牧业经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www.xing528.com)
明中后期，俺答汗为摆脱单一游牧的困境，招徕山西和陕西的汉人开发丰州川，使这带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在整个蒙古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只能是一种补充。清代自康熙年间招募口内汉人开垦以来，“走西口”的山、陕贫民便成为蒙地农业开发的主力军。“走西口”的人群，不仅增加了劳动生产力，也带来了较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有利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他们的到来无疑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走西口”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为了生存，即使移居出去，他们也并不准备永远离开故土。因此，西口地区的汉民，开始时多为雁行人，春出冬回，去的地方往往是西口外相对其故乡最近便的地方。“走西口”者的“雁行”到定居，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三百多年里一直存在。随着“雁行人”对西口外各种情形的熟悉和不动产的积累，以及他们对“雁行”较高成本的考虑，不断有人退出“雁行”行列，由回家探亲改为迁家移眷，变为永久移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雁行”生活后，他们逐渐沉淀下来，变成移民，这是西口外汉族定居人口积聚的主要途径。进入民国后，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来西口的饥民，已不止来源于山西，其他较远省份的饥民，也可能涌入西口。[38]
历史上，和“走西口”相提并论的是“闯关东”。“关东”指山海关以东的地方，这一名称源于明初修山海关后逐渐形成的地理概念，后来人们约定俗成地将处于山海关外的地区，包括辽、吉、黑三省，统称“关东”[39]。
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政权将关东视为“龙兴之地”，划为禁区，严禁关内人涉足，加上不断抽调八旗兵丁入关打仗，使得广袤的东北地区人口极其稀少。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发布了召垦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顺治十年（1653年），又颁布《辽宁招民开垦条例》，鼓励人民出关开垦。直到康熙七年（1668年），出于保护满族利益、保持其“国语骑射”根本习俗的考虑，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关外之地封为禁区。以后禁令时紧时松，遇有灾害年景，黄河流域诸省百姓往往蜂拥过关，人数之多，难以阻挡。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在封禁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称之为“闯关东”。
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山东、河北地区的水、旱、蝗、雹、地震等自然灾害见于记载者达五十余次。[40]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境内断堤改道，对其下游地区造成了巨大灾难，尤以山东受灾最重。新河道常年泛滥，加剧了洪涝灾害和土壤盐碱化，大批农民因此破产逃荒。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便导致了农业经济的废弛和人口的大逃亡。天灾人祸的冲击，对于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蜂拥“闯关东”。事实上，清政府对移民采取的多是默许和容忍的态度。在每隔一段时间强调或重申禁令的同时，对以往的移民事实总是采取既往不咎的处理方法。
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强占租界地。作为大清发祥地的东北也招致了日俄两国的觊觎。1905年9月5日，俄日两国无视中国主权，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沙俄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1906年7月30日，“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在彼得堡签订，两国互相勾结，第一次提出所谓“南满”“北满”的称呼，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另外自日俄战争后，中俄两国边境地区人口数量相差悬殊。“江省密迩，地广而荒”，相比之下对岸的俄国则“于沿海洲县岁移民数十万，分屯开垦，市廛栉比”。日俄两国联合加强对东北的侵略，东北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大好山河有鹊巢鸠居之势。
面对东三省的危境，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策挽救边疆危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上奏：“拟请于东三省设立垦务局……招垦移民，岁以若干人为率，分段恳辟……抵制外力。”[41]熊希龄在《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中也指出：“时至今日，欲救东三省之危局，莫如使各国商务之发达；欲挽东三省之权利，莫如使各省土货之畅销其要皆不外乎移民开垦。”这些建议表达了对东三省边境的极大关注。在东北大地处于日俄两国咄咄逼人的侵略压力之下，清政府彻底放弃封禁政策，开始实行保卫边疆的移民实边政策。1903年，中东铁路修通，便利了关内人民向东北的迁徙。此时沙皇俄国虽也有少量移民进入中国，但没有来得及组织大规模移民。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国人口已猛增至百万，并继续高速增加着，彻底挫败了沙皇俄国想通过移民的办法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据路遇先生的推算，整个清代，由鲁、冀、豫三省移入东北的贫苦农民可能达1000万人以上。[42]
另据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先生的研究，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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