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尼亚大学：成就中国铁路官员成长，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我祖籍福建省惠安县，1912年生于县城外靠海边一个半农半渔家庭。父亲李文祥依靠伯父资助考入福州美以美基督教会鹤龄英华书院，因英语成绩突出，毕业后被福建盐务局录用。先后在四川、兰州盐务稽核所任职。1923年父亲调到天津长芦盐务局，我随之来到天津，考入天津汇文中学。1927年我15岁时，由于英语成绩优良，就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备班（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一年后升入预科学习2年，毕业后正式进入唐山交大本科学习铁路建筑工程系，4年毕业，获土木工程系学士学位。

1934年我在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到郑州陇海铁路潼西工程段实习，而美国的费城本薛尼亚大学已同意我入学并免费提供给一间宿舍。于是我申请停薪留职去南京教育部领取赴美留学证书，办理赴美签证等手续。1935年2月5日从上海搭邮轮赴美。当时船上有无线电向旅客播放新闻，发行《邮轮快报》供旅客阅读。航行14个昼夜到达美国西雅图。我从美国西雅图下船，改乘火车去芝加哥，然后换车直奔美国东部第二大城市费城本薛尼亚大学报到入学，并与本薛尼亚铁路公司联系妥在美国的铁路线上实习。

本薛尼亚大学是美国1740年兴办的第一所名牌大学，那时可算得上是中国铁路官员成长的摇篮。旧中国铁道部路政司司长刘景山、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副局长吴绍曾等一些旧中国铁路官员大半都是本薛尼亚大学财经学院铁路经济系的研究生。我选修铁路经济系的几门课由约翰逊老教授辅导；铁道货运学由G.G.Huebner教授指导；航空运输学由W ilson教授指导。当时王恭琛（王正廷的儿子）、乔治吴（吴铁城的儿子）、颜挹清（颜惠庆的儿子）和我一起选修上述课程。此外还有铁路实习课，在美国铁路货场实习货运业务。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介绍来的学者，所以美国铁路技术标准处为我提供了可以在整个本薛尼亚铁路公司所属的35000英里铁路系统内长年通行无阻的免票乘车证，这份免票证上写明我的身份是“观察员”并注明是“工务部门”的。这样，我不但在本薛尼亚州整个铁路上往返通行，还可以学习美国铁路许多业务知识和管理方面的学问以及养路工程方面新技术，包括焊接加固铁路钢桥工程及改进养路设备机具等等。我将学习所得随时写出报告寄回国内给萨福均司长，深得他的嘉许。至于在本薛尼亚大学课堂上我选修的几门课程，我按教授们给我的习题做出学习心得报告分送各位教授审阅，得到较好评价。

1935年夏天，我从本薛尼亚大学转到密歇根大学暑期学校。根据我在本薛尼亚大学学习情况还有我各种见识、调研材料，由John.S.Worley教授（该校运输工程专业主任）主动为我组织了博士课程的指导委员会。这样，我读完暑期学校又读一个学期，1936年2月密歇根大学授给我运输工程硕士学位。接着，我在密歇根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要求的两门外语（德、法语）的考试，又读完博士学位需要的学分，开始在学校博士委员会指导下选择博士论文研究提纲及题目。我花了半年时间搜集了航空运输方面的题目并写出一部长篇文献式论文，先交给一位铁路工程教科书的作者W.C.Sadler教授审阅，半月后他认为此文略加修改可以成为博士论文，让我转给博士委员会审定。然而当时密歇根大学博士指导委员会的主任教授和整个土木系教授中还没有一位能自称通晓航空运输方面的权威，尽管我的论文内容有许多方面的论点是在本薛尼亚大学研究院威尔逊教授开的航空运输课方面的学习心得，还包括国际航空法等内容，论述合理，但密歇根大学博士指导委员会确定不下来是否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给了我A的学分，要我再交一份有关铁路工程方面的论文提纲。正在此时，我接到国内广西大学葛天回教授的电报，邀我回国担任长沙湖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铁路工程课教授之职，我向密歇根大学John.S.Worley主任教授和学校博士委员会汇报后，他们经过讨论，决定同意我写好博士论文提纲后带回中国，一面教学，一面积累资料丰富博士论文内容，随时向博士委员会报告写作进程以取得指导。(https://www.xing528.com)

1936年底我从美国返回中国，在湖南大学教书并就近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设计课帮工程师，1937年春季我担任这条铁路新线的定线测量、施工工作，经常深入工地察看施工情况和进度，这样的新线实习条件比在美国旧线实习相对优越。密歇根大学博士委员会得知此情况后，通知我留在国内一面教学、工作和实习，一面要完成博士论文。接着，抗战军兴，长沙遭日军轰炸，新建铁路工程被迫停工。1938年4月我被调去四川省修建川滇、川中、乐西等公路工程。1939年夏天，密歇根大学通知我说，根据我陆续写去的论文材料，经评定通过，学校已于1939年2月24日正式授予我以密歇根大学运输工程博士学位。他们考虑到战争时期，让我不要长途跋涉来美参加毕业典礼。事实上当时我已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崇拜“科学救国”之真理，我的故乡福建省惠安县的地理形势铸成了我坚强的个性。惠安虽属闽南，但它是闽南地区当时最穷的县份，它只产花岗石和白薯，大米奇缺，县里的人从小就跟石头打交道，开山凿石炼成惠安人的顽强意志。我从青年时代就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我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时，正是日军侵略我东北三省之时，我义愤填膺，发誓要抗日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被同学们推选担任唐山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我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组织了唐山市各校学生联合会。我和学联的同学们组织过唐山市学联抗日大游行，反对当时唐山市国民党党部主委杨乐田的亲日辱国不抵抗主义。我们还组织学生打开唐山粮食街“瑞生成”店的大门，将该行内贮存的大量日货用马车拉到校外大操场加以堆放，然后由我们游行队伍到市党部强拉杨乐田出来一起游行到大操场，当众焚烧日货，以抗议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罪行。当时唐山交通大学曾组织全校学生军训两周，请了黄埔四期毕业的余锡祉为教官（此人后来是中国远征军团长）。

唐山交大罢课及组织学生军训是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抗议活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我认为，中华民族之振兴需要青年们科学报国，长期罢课对学业无补，所以两周后我主张复课和恢复日常考试。我代表学生自治会向学校教授会递交了复课及恢复日常考试的申请报告，得到校方的积极支持，没有经过多大争议。全体同学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也就迅速复课，这不仅使同学们未荒废学业，也表达了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明唐山交大学风是比较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