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特赦后，妄言流行病

1960年11月下旬的一天，管理所举行第二次特赦大会，开会的前一天，政府干部找我去，又指定我在大会上代表未特赦的战犯表示态度。我当时又冒出极度失望的情绪，并产生了对特赦政策的怀疑，认为政府既不特赦我，为啥偏要我在大会上表态，难道我只够得上一个未特赦的战犯代表？！就我的具体情况来说，自集中西安战犯管理所以来，被政府指定为学研组成员，还兼第四小组长，后来又负责材料组，看来政府还是认为我表现不错，难道因为我爬上了军统组织的上层，就不能列入特赦的范围？这次所里仍特赦两人，一是解放前的西安市长王友直，一是解放前陕西省商会联合会秘书长韩光琦。次日报上报导了全国共特赦国民党战犯45名，其中有我熟知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董原是军统的电讯头子，沈醉是1938年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对外名称是：中央警官学校特警训练班）行动术教官，当时我在该班第一中队（情报系）受训，每周沈给情报系讲授一次行动术，后来沈调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嵇查处长，后调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嵇查处督察长，随后调在重庆军统局本部任总务处长。1945年日降后，戴笠电重庆军统局本部，选派50名中层以上骨干去北平接收时，事先就由沈醉联系了美国军用机，启程时沈亲自送我们到重庆沙坪坝机场。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戴笠在南京飞机失事，同年秋沈一度担任清理军统在各地的所有财产，当沈到北平清理财产时，我和当时在北平任职的训练班的同学设宴招待过沈，沈的记忆力较强，对我们的姓名还都能叫得出，当时还有意识地和我们套近乎，因为戴笠摔死后，军统内部公开拉帮结派，这都是题外话了。沈醉能获释，我这个只有10年军统历史的战犯为啥不能呢？这些思想我也在小组会上暴露过，也受到同组的人们批判过，但自己口头上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典型的不认罪思想在作怪，但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事后我在无意中散布了流言蜚语，我曾说：特赦是赦大不赦小（暗示我和陈长捷相比）赦重不赦轻（暗指我和沈醉相比）。我的这一说法，得到学研组另一成员王公弼的认同，有时我俩不顾场合，以开玩笑的方式随便乱说。过了两天，张干事、肖干事到后院，临时召集各组在阅览室开大会，当场点名要我向大会检查当时的思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一时想不出捅了什么漏子，吱吱唔唔半天说不出有什么严重思想问题。肖干事当即对我指出：把你在特赦大会后的言论向大家做一交代。我这才悟出是在特赦大会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同时也意识到，这不仅是歪曲了党和政府的特赦政策，而且也影响到他人的思想改造。这时我无可奈何地交代说：“首先是我的不认罪思想在作崇，由此而产生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认为别人的反动地位比我高，反动历史比我长，历史罪行比我严重，为啥特赦了别人而不赦我……。”接着大家在大会上当面对我提出很多意见。有人说，这是坚持反动立场才散布反动言论，是抗拒改造的具体表现。还有人说：这是“满招损”的思想在作怪，自以为改造好了，但没得到特赦而抱怨。还有人说：散布这种流言蜚语是破坏特赦政策的言论，是一种新的罪行，请求政府给予严肃处理……。一时大家的意见像连珠炮似的朝我轰来，刹时间我的脑袋昏昏沉沉，有恨地无缝可钻的感觉，心想这下完蛋啦，一切都前功尽弃了！说不定还会把我调离战犯管理所加重处理，如果政府真的按新罪行处理，那么新老帐一齐算，将来必死无疑。大家对我提出的批判和意见将近一小时，这时干部点名叫王公弼检查近来的思想，王当即承认有李俊才的同类思想，还承认和李一唱一和地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认为自己靠拢政府不够，没有及时将李的流言蜚语向政府汇报……。王检查毕，有人提意见说：这种不痛不痒的检查是蒙混过关的不老实态度，王公弼从来不敝开自己的思想，平日在小组里有些孤芳自赏，似乎有超人一等的高傲态度，在交心运动中持着应付态度。大家对王提出意见时，王始终昂首不语，表现出一种对别人鄙视的神情。王一贯的态度就是如此，如每次与学研组共同研究一些有关学习或写资料问题时，王很少采纳大家的意见，认为别人的意见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后干部宣布：将我和王调出学研组，编入第二小组，继续检查思想，深入反省。当时我的脑子里失望、悲观、恐惧交织在一起，中午开饭时毫无食欲。

搬至第二小组的当天下午，感觉到同组的人对我很冷淡，甚至上厕所时也觉得似乎手有人在监视着我，有时脑子里还闪出自杀的念头，但又觉得不明不白地死去，将来还是个说不清，绝不能自尽，车到山前自有路，宁愿被别人杀了，绝不自寻死路。当晚9时值日组长吹过熄灯哨子，还不见王公弼回组，据同组人说：当日下午约4时许，王对组里的人说，干部找他去谈话，因那几天正巧是干部将王叫去谈话几次，别人也就信以为真。后来值日组长魏锡照向门口岗楼上的警卫报告，请查问一下王公弼是否去前面办公室谈话。不一会进来一位干部说，当天并没找王谈过话，因值日组长每晚有清查人数的责任，魏只得去厕所及后边的工具房寻找，终于在工具房隔壁临时存放衣物的一间库房里，发现后窗上吊着一个人，魏走过仔细一看，原来吊着的就是王公弼。魏立即跑回组里叫去几个人将王抱下，这时王已周身僵硬。抬回后将王医生请去，经过人工呼吸抢救终于无效，当夜即将尸体运走。

次日上午管理所领导集合大家在阅览室讲话，首先介绍了王公弼解放后的情况，反映出其解放后伪装进步，被一度留用，在解放军部队里担任文化教员，其间一直言行不规，后被政府逮捕令其交代解放前后的问题，直至最近仍未作出彻底交代。前不久政府一连几次找王谈话，耐心开导其打消顾虑，彻底交代一件较重要的问题，但王矢口否认。根据王的花岗岩脑袋，政府只能对他作出“畏罪自绝于人民”的结论，希望你们当中有王公弼思想类型的人，应悬崖勒马引以为鉴。散会后郝处长将我叫在学研组，对我进行了个别教育，首先指出散布流言蜚语，歪曲特赦政策的严重性，同时启发诱导我认清其危害性。其次指出由于我是学研组成员之一，一言一行必然会对大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开批判大会为的是帮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对大家也是一种教育，会上有些人提了些尖锐意见，自己应正确对待，政府一向是实事求是的，应持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这一段入情入理的教导，我感动得泣不成声，最后我以痛诲的心情说：“请政府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这以后每当组里派人外出参加临时性的劳动时，组长总不派我参加，但我总有一条老主意，坚决听从政府的教导，处处表现出深刻认罪、认真改造的态度，抓紧写出一份书面检讨书，请求在黑板报上公布，请求大家继续深入批评帮助，并抓紧时间专心撰写自己提供的历史资料。没多久政府让我回到学研组，继续负责传达政府干部对各组布置的学习，以及收集大家提供的各种资料。从此我的不安定情绪基本平静下来。

1961年12月下旬，全国举行第3次特赦，这次西安战犯管理所特赦5人：他们是原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副司令何文鼎，原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犹龙，原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公秉藩，原国民党河南省第一路绥靖总指挥部少将高参娄渊泉，原国民党山西阎锡山部第三十九师少将师长贾宣宗。事后人们对少数民族曾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陈效凡开玩笑说：你原先说每年特赦两人，轮到你时得30年，这次赦了5人，看来你用不了30年就会得到特赦。陈咧开嘴笑着说：“对对对！对对对！”这是陈一向的口头语，因为每周小组生活会上，不论是谁给陈提什么意见，陈从来没反驳过，总是说：“对对对！对对对！”人们听起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1962年由于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苏联卡我们的脖子，也直接影响到战犯管理所。开始大家在生活上没什么感觉，只是感到伙食标准稍有下降，不久政府干部对大家进行了一次形势教育，提出为了度过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每个人都应为国家分忧解难，社会上早已实行了国家对粮油定量供应的政策，政府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一直没有实行定量，当前国家粮油供应较紧张，政府决定对大家实行一般居民的供应标准，希望能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度过暂时困难。会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是人民的罪人，能够得到一般居民的供应标准，就应当满足了。于是各组在黑板报上贴出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决心书。后来伙食标准下降，肉菜很少吃到，不到一月的时间，多数人有吃了上顿耐不到下顿的感觉，有时饥肠辘辘，开饭时有人用纸包些食盐，到饥不可耐时，喝上一大杯开水。每月政府给大家发的香烟，也改发了烟叶，这对不抽烟的人倒无关紧要，但对瘾君子来说，似乎抽烟也能充饥，于是一支接一支卷着吸，平时能抽一个月的烟叶不到月终就抽完了。一次张干事去送报，有人就顺便问张干事：“你们吃定量饿不饿？”张答：“当然也饿，不过还是要克服困难嘛！”旁边有人说：“报上报导道说，外边有自由市场，还能买到吃食，可以去买吃的。”张干事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员不能上自由市场，我是党员饿死也不能去自由市场买东西！”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的高尚品德，这同旧社会官府豪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是何等鲜明的对照！我们这般过去维护旧社会的统治者，过去也会假惺惺地说几句漂亮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去自欺欺人，而对待贫若人，特别是对待那些为全中国的劳若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志士，搜捕、审讯、关押、残害！我年轻时原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毅然投笔从戎，然而误入歧途，陷入为国家为民族的反面，最终反而成了人民的罪人，我既受到真理的召唤，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就应顺应历史潮流，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永远不再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坚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政府干部处处对我们的身教，就是一副铁石心肠也会被溶化的。

由于伙食标准的降低，有少部分年老体弱者，下肢浮肿，有的人脚肿胀得连鞋都穿不上。政府了解这一情况后，每日开饭时，食堂里给这些人每人盛一碗黄豆炖猪蹄，以补营养。没多久，政府对我们取消了定量。这以后绝大部分人也逐渐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吃饭时连碗底都要吃得净光。这期间由于写历史资料，基本停止了劳动，为了有必要的劳动锻炼，在每星期六干部们去公安厅农场参加半天劳动时，顺便将我们当中体质较好的带上一道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次正逢收获萝卜、白菜，收工时食堂买了一架子车卷心菜，中途有人见到菜叶掉在地上，也要拾起放到车上。有一回炊事员议论物价时提到，一斤烟叶要卖9元钱，这个消息传到各组，当时就有人建议“烟民”应戒烟，为政府节省开支。学研组根据这一建议，写出一份戒烟倡议书，张贴在板报上，号召愿戒烟者在倡议书后签名，张贴出去没多少功夫，多数“烟民”都签了名，只有个别老“烟民”不好受，但在大家的鼓励下，时间一长也就慢慢戒掉了。一次我发高烧小腹鼓胀，王医生一日两次给我打针送药，食堂还给我送去病号饭，挂面汤烤干馍片，因胃口不开两天未进饮食，到第三天管生活的李干事将饼干、桔子各一包送到我床前，像慈母般的偎在我床前，劝我勉强吃点，同时剥开桔子放在我的嘴边，这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淌了下来，立刻就想到过去我视共产党为敌，今天共产党在我病中却这样来关怀我。我用手接过桔子，哽咽着只能说出：“谢谢！谢谢！”李干事走后我又想了许多许多。古人云：“不诚无物，唯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是中国的固有文化和道德，一个共产党员具有赞天地之化育抱负的人，自然会获得人们的爱戴、信赖和尊敬。我这人习惯回忆对比，记得1946年春，我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科长时，得了伤寒病在家卧床治疗，一天该处上校督察长李国章到我家探望，因为我和李性情相投，该李对我说，十多天你没去上班，处长怀疑你是否真有病，让我来看看。当时我为国民党效劳，主子竟然对我如此怀疑寡情。两相对照，院里墙上红光闪闪的“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八个大字，又浮显在我的脑际。(https://www.xing528.com)

这一年国家主席没有发布特赦令，多数人还是能埋头积极撰写历史资料。转眼1963年春节将临，学研组提出准备在春节举行一次革命歌曲比赛会，当即得到各组的积极响应，每当晚饭后都在积极排练，虽然有些人年龄大了，嗓音也有些沙哑，但还是积极参加排练。当时演唱的歌曲有：《东方红》、《学习雷锋》、《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除夕那天由李振西设计，将阅览室布置成赛场，顶棚上挂起彩色纸条，灯泡上围着彩纸罩子，台上挂起春节歌咏比赛的横幅。会前政府干部照例给我们送去糖果、花生、瓜子、柿饼等，这场别开生面的春节晚会，使大家浸沉在高雅纯朴和积极向上的气氛里。比赛毕，大家有些依依不愿散去的心情，有人提出要抒发自己的情怀，于是争先恐后上台，有的朗诵了七言诗，有的按词牌宣读了自己平日填好的词，有的人简单总结了自己10多年的改造过程，内容基本上是忏悔过去，激励未来，感恩戴德，没齿不忘。

1963年4月上旬，举行了第4次特赦，这次西安战犯管理所特赦二人，他们是国民党第七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第二十师师长褚静亚，国民党山西青年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务处长谷文化。此后不久政府指出朱××有主要问题未交代清楚，指定他们组里必要时开导帮助。一天该组开会帮助朱时，有个别人强迫朱站在一条凳子上谈问题，经干部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指出这种方式并不解决思想问题，这是过去国民党对待犯人的野蛮落后手段，政府对你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方式，只有依据事实说理才能服人。1964年春，政府干部见我们当中有不少人视力很差，牙齿脱落，写资料、吃东西都感到困难。于是将我们分批送往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验光、配镜、拔牙、镶牙。当时绝大多数配了老花镜，胡梦华一人配了两副，一副是花镜，一副是散光镜。当政府发下配好的眼镜时，我产生一种感叹情绪，我被俘时才30来岁！现在居然需要老花镜，人的一生太短暂了，绝不能虚度年华以了此生！这副花镜因度数太浅，现在已不适用了，但我还是把它看作是最珍贵的纪念，很好地保存着。

1964年10月间的一天，政府干部通知大家收听一项重要广播。不一会，广播里传出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消息，这时战犯管理所里又沸腾起来，有的人激动得鼓掌跳跃。广播里还宣布：我国制造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同时还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随之各组对此进行了座谈，会上抢先发言的多数为过去的带兵官，如李振西说：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次大战后，美帝凭借其核武器耀武扬威。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宣告了垄断已经破产，霸权主义者也有所收敛。我发言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进行了抗美援朝，而且只用了三年就使经济得到恢复，这次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距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只有19年的时间，这就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创造出奇绩，右派分子的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鬼话也就不攻自破。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内行会变成外行，外行也会变成内行。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实质，是右派妄图否定党的领导。

第五次特赦是在1964年12月下旬举行的，这次我们所里被特赦的共2人，有国民党第一二五军第一八三师少将师长王光伦，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少将副师长欧阳秉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