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帝与布衣上书事件

光武帝刘秀平定大乱，光复汉朝，是东汉创业英主，为政宽猛相济。以下明帝严切，章帝宽仁。三代君主作风不同，“逆鳞”祸案有轻有重，总体而言为数稀少，影响不大。和帝以下，母后、外戚专权，桓、灵之世宦官作威，政局治风大变。士大夫语言文字之祸往往不关人主“逆鳞”，而由外戚、宦官一手制造。与人主“逆鳞”有关者列述如次。

光武帝号称恢廓大度，征战年代与部下推心置腹，以此克敌制胜，创建大业。即位以后提倡节俭，释放奴婢，崇儒兴学，诏求直言，举措颇得人心。又有“不杀功臣”的美名，然而也要功臣自己晓事，功成身退，守法奉公。勋臣贾复、邓禹等人知道他的心思，功成之后敬儒向学，闭门自养。布衣严子陵为了保全与光武帝的旧谊，也为了保全身家，执意不仕，后人还以为是风格高。

这样看待刘秀，并没有冤枉他，也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王莽之乱，豪强并起争夺天下，刘秀历尽险难方才做了“真命天子”。大乱初平，戒备之心不可无，猜疑之腹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司徒侯霸推荐前梁县县令阎杨，此人对光武帝一向有讥议，光武帝早就铭记心中，见侯霸奏荐，怀疑二人勾结为奸，大怒，发玺书敬告侯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汉书·冯勤传》）经郎中冯勤申释劝解，事方作罢。

继侯霸出任大司徒的是韩歆。韩歆字翁君，南阳（今河南南阳）人，跟随光武帝征战有功，封扶阳侯，为人鲠直敢言，光武帝每不能容忍。有一次朝会，韩歆见光武帝诵读当年隗嚣与公孙述的往来书信，就上前说：“亡国之君都有才，桀纣也有才。”光武帝大怒，认为韩歆话中有所“激发”（辞气不平，话中有话）。韩歆又指天画地，预言将有凶年饥荒。光武帝越加愤怒，将他免官放归本乡，后来又派使者宣诏斥责。韩歆不能忍受，父子俱自杀。韩歆素有重名，一旦无罪贬死，人们颇有议论。光武帝于是追赐钱谷，予以礼葬。

隗嚣、公孙述当年各自割据一方，曾联合起来对抗光武帝，后被除灭。光武帝以胜利者的骄傲诵读他们的书信，大概是赏爱其辞章（光武帝系书生出身）。韩歆却认为人主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大事，不应“玩物丧志”，一番忠忱被光武帝误会。总因他经常直谏，光武帝积怒非一日，以致贬死。司隶校尉鲍永为此事争而不得，贬为东海相。另外，尚书令申屠刚也因极谏贬官，为光武一朝较有影响的谏祸。

明帝一朝未见“批逆鳞”事件。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而有太学生孔僖与崔驷“诽谤”之案。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崔驷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二人同在太学读书，相友善。有一回，孔僖读史书所载吴王夫差先胜后亡事，不由叹道：“像夫差的行事，真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崔驷接上说：“的确如此。从前武帝18岁做天子，崇信圣道，效法先王，五六年工夫实现天下太平，治行号称胜过文帝、景帝。后来他放纵自己，忘记了过去的善法德政。”孔僖叹息道：“像这样的事，书上多着呢。”这时旁舍同学梁郁插嘴道：“这样说来，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崔驷默然不答。阴毒的梁郁于是秘密上书，控告崔、孔二人“诽谤先帝，刺讥当世”。案发后，崔驷自动投案受审。孔僖在危急中上书自辩云：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其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成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则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后汉书·孔僖传》）

这篇上书正言直论，句句在理，是自有诽谤律以来最有力的抗争文章。号称长者的章帝本来就没有处罪崔、孔的意思，得书后命赦免二人，拜孔僖为兰台令史。(www.xing528.com)

安帝时发生一起布衣上书事件。延光三年（114），河间郡（治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布衣赵腾赶到京师洛阳，上书指陈得失。安帝发怒，加以“激讦谤语”、“罔上不道”罪名，斩首市曹，太尉杨震上疏申救无效②。此事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布衣上书之祸。

桓帝时宦官弄权，朝政昏暗，官场一片腐败。白马县令李云公开上书批评朝政，指责桓帝。书中写道：“孔子说，‘帝’的意思就是‘谛’（精明聪察）。如今官位错乱，小人窃居高位，贿赂公行，政令教化日损一日，颁布诏书不经皇上过目，岂不是‘帝欲不谛’？”桓帝得书大怒，要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李云。五官掾杜众支持李云，表示愿与李云同死。于是杜众、李云下狱而死，其他为李云求情的人也受罪谴。时在延熹三年（160）春。

李云书中所写都是事实，矛头主要指向宦官，而桓帝最痛恨的是“帝欲不谛”四字。为了扩大影响，李云上书采取“露布”（不密封）的方式，又抄了几份副件投呈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衙门，严重违反有关规定，表明他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强烈震动。从此，“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后汉书·黄琼传》）。

灵帝和桓帝一样昏愦。他迷信神仙方术，要在宫中铸造铜人，为此下诏加征租税，每亩增收十钱，事在光和年间。当时连年水旱，黎民度日艰难，乐安太守陆康为民请命，上疏为谏。疏中写道：“从前鲁宣公实行计亩征税的办法，结果招致蝗灾，后来鲁哀公增加租赋，也受到孔子非议。难道不应该引为教训，而要聚敛民物，营造无用的铜人，抛弃先圣训诫以自蹈危亡吗？”宦官抓住这几句话，诬陆康援引古代败亡之主来比喻当今圣主，以“大不敬”的罪名把陆康装上囚车，押到洛阳治罪。幸亏负责审理此案的侍御史刘岱主持公道，为陆康申述，使之得以免死罢官，放回吴郡老家。

献帝一朝，操国柄者先有董卓，后有曹操。董卓专权，挟天子迁都长安。集议迁都时司徒杨彪和太尉黄琬表示反对，便借故将二人免官。城门校尉伍琼和督军校尉周毖强谏，董卓大怒，将二人斩首。这是献帝前期最严重的谏祸，发生在初平元年（190）。曹操制造言文之祸，别有特点，事详后文。

【注释】

①巫蛊是汉代流行的一种迷信方术，即延请巫师用“蛊道”（咒语之类）邪术使人患病死亡。汉武帝晚年畏死而多疑，宠任酷吏江充，动辄以“巫蛊”罪名诛杀无辜，连丞相、公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江充又制造了“戾太子”巫蛊事件。事主太子刘據（死后贬称“戾太子”）系卫皇后所生，母子二人与江充有嫌隙。江充害怕将来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便挑拨太子与武帝的关系，进而设计陷害。武帝患病，江充奏称宫中有蛊气，于是掘地查蛊，结果在太子宫中掘得一桐木偶（江充使人事先埋下），指为蛊具。太子为了自卫，谎称江充谋反，发兵斩江充及其党羽，一时谣传太子造反。汉兵围攻太子，太子逃亡外地，途穷自杀，诸子被诛，卫皇后也自杀。时为征和二年（公元前91），数万人死于这一冤案。事后武帝伤悔不已，族灭江充。

②此据《后汉书·杨震传》及《资治通鉴》。另据《后汉书·张皓传》，赵腾为清河人，上书事件在顺帝初年，因司空张皓申救，赵腾减死罪一等，所株连的80余人皆处二年刑。顾炎武指出《后汉书》记载此事前后不符，怀疑当时有同姓名者二人（详《日知录》卷二六）。宋人赵与时则怀疑一事误为二说（详《宾退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