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迷信风气中，西汉主要迷信灾变之说，东汉主要迷信谶纬之学。“谶”是迷信家的预言。“纬”据说是解释儒“经”与之相配合的，其实多属荒诞无稽的诡词谬说。二者合称为“谶纬”，又称“图书”或“符命”。零星的谶语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秦皇时东郡陨石刻文“始皇帝死而地分”和昭帝时虫叶文“公孙病已立”也属谶语。这类迷信预言含意有隐有显，“应验”有迟有速。纬书起源较晚，但至迟也在宣帝、元帝之世，当时已有儒者传习谶纬书，如孟喜（据《汉书·儒林传》）、谯赣（据《隶释·谯敏碑》）。
两汉之际，谶纬书大量涌现。王莽称帝和光武帝中兴都大肆宣扬对自己有利的谶纬，以倾动人心，壮大声威，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谶纬既被看作是上天的启示，所以制造者不得不隐姓埋名，但其出笼总是有来历可寻的。例如王莽称帝的谶语之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是刻在一块石头上，被武功县长孟通掘井时“发现”的；光武帝受命的《赤伏符》：“刘秀发兵诛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云云，是刘秀旧时同学强华呈献的。人们造谶纬、献谶纬的用心不难理解。
在这乌烟瘴气之中，拍马屁的学者都积极造献谶纬。有的学者中谶纬之毒太深，甚至产生非分妄想。如名儒刘歆见《赤伏符》预言“刘秀”将做天子，就改名为秀，以“上应天命”。与此相反，少数独观特识之士如扬雄、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王充、王符等，则成为谶纬迷信的怀疑者与排斥者，桓谭因此得祸而死。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人，早年受学于刘歆、扬雄，好独立思考，辨析疑异。性孤高，不附权势，好贬毁俗儒，因此做官不得志，久困卑位。东汉初年，桓谭受征待诏，因上书言事不合帝意，未授官，后荐为议郎给事中。光武帝常用谶纬决断疑难问题，因桓谭上疏持异议，心中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光武帝命群臣集议建造灵台（天文观测台）的地址，对桓谭说：“我想用谶书来决定台址，你看怎样·”桓谭沉默良久，然后说：“我向来不读谶书。”光武帝追问缘故，桓谭于是痛切陈说谶书违背儒经的种种荒谬。光武帝当场怒喝道：“桓谭非圣无法，拉下去斩首！”桓谭伏地请罪，叩头至流血，得免死贬为六安郡丞。这位70多岁的老人病死在前往六安的路上，留给后人的一部《新论》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桓谭而外，太中大夫郑兴也几乎得祸。那是有一次光武帝问他郊祀的事情，说：“我想依据图谶来决定，你觉得如何？”郑兴说：“我不研治图谶。”光武帝怒问：“你不治谶，是表示反对吧？”郑兴吓坏了，连忙解释说：“我是读书不多，绝不是反对。”光武帝方才息怒。(www.xing528.com)
总之，在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是一门非常时髦的御用之学，独见之士虽然不信谶纬，也不敢公开反对。至东汉中叶，始有张衡禁止谶纬的建议（前此只禁民间私造谶纬），但未被采纳。从晋武帝开始，陆续有全面禁止谶纬的诏令，十六国中后赵、前秦及北魏太武帝、孝文帝、宣武帝皆悬为厉禁。前秦尚书郎王佩因阅读谶书为苻坚所杀；北魏太武帝时，大臣刘洁、张嵩因收藏谶书等罪被灭三族。至隋炀帝，朝廷派使者四出搜焚谶纬书，违禁者甚至于处死，谶纬迷信从此在士大夫中基本绝迹。
对于统治者来说，谶纬之术主要是为创业服务的，到守成的时候它的使用价值就不大了。所以到东汉中后叶，谶纬迷信有所低落，而一度冷寂的灾异迷信重新抬头。外戚、宦官专权，都有人借灾异事制造舆论实施攻击。顺帝时，北海国（治所剧县即今山东昌乐）应征学者郎
在对策和上书中详论天道人事，因措辞隐约幸无咎。前文所叙桓帝时白马县令李云上书得祸事，即因地震等灾变频降，他预感国运将终，天下将有大乱，因而舍命一拼。
李云死后六年，发生学者襄楷上书事件。襄楷字公矩，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博学好古，精通天文、阴阳之学。延熹九年（166），他特地从老家赶到洛阳上书，从天象之异、五行之灾说到朝政弊失，引古证今，滔滔不绝。书奏上，桓帝未予理会。过了十多日，襄楷再次上书，劝桓帝平反冤狱，对其宠任宦官、崇信道教佛教以求长生等行为表示不满。书中说：“皇上后宫淫女艳妇穷极天下美色，饮食肥甘穷极天下美味，如此贪图享受，怎能达到黄帝、老子的寿龄呢！”这几句话刺痛了桓帝，立即把襄楷召到尚书盘问。两次上书一起算账，尚书承旨劾奏：“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后汉书·襄楷传》）桓帝因襄楷所论是依据天文术数的正道常则，没有杀他，仅处以两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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