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祸：中晚明时期疏谏祸频发，嘉靖朝达纪录

明王朝立国近三百年，大小文祸时疏时密，不曾间断过。太祖时期文祸最酷，成祖犹有乃父遗风。洪熙以下直到弘治，天下较为平静，统治者也较宽仁，文祸之网大为松弛，事案不多，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疏谏事件。正德以下，内乱外患日见严重，统治者的荒暴失德也日甚一日，文祸空气随之紧张起来，疏谏之祸大案频兴，小案累累，嘉靖一朝创历史最高纪录。

因为兼有监察和言谏职责的十三道，明王朝不设专职谏官，设有以监察为主，纠劾百司的十三道监察御史隶于都察院，员额达120余，大大超过唐宋的御史台。后期又增设六科给事中，分别监察中央六部，总数近60员。御史主纠劾，给事中主封驳，皆有建言进谏的机会。京师之外，“留都”南京也有一套科道机构，有一定的员额配置。这么多的言官谏员，人人都要尽责，其他官僚也要说话，一有事端，势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遇事风生，尺水丈波，争得不可开交。中晚明国家多事，君主失德，大吏擅权，朝班朋党林立，官风士习污浊浮嚣。如此时世，如此官场，谏事之繁和谏祸之密实为势所必至。明廷号称“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所职。草野微贱，奏章咸得上闻。……逢掖布衣，刀笔掾吏，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采纳者荣显其身，报罢者亦不之罪”（《明史·邹缉诸传赞》）。言路似乎很宽，但谏事仅炽于朝堂，罕见布衣上书事件，民间冷冷清清，殊可诧异。

然怪也不怪，明清皆规定，士大夫居乡者不得预公事，生员不得言时政得失。《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十五年，“颁学规于国子监，又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万历年间《敕谕碑》重申：“我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尊规禁。”清顺治九年（1652）《训士卧碑》、康熙年四十一年（1702）《御制训饬士子文碑》二块新卧碑，内容相同，皇帝“亲制训言，再加警饬”。禁例中的生员不得上书建白军国利病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功令直接禁锢了诸生的思想言论自由，致使各级学校“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www.xing528.com)

其时，诸重大谏祸，受害者主体多为郎中、员外、主事、评事、行人、照磨、庶吉士之类的小京官，而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受祸者反而较少。

明代中后期，面对谏祸的残酷迫害，许多官僚守正不屈，“大丈夫”精神高高发扬。从蒋钦、杨继盛、海瑞到杨涟、左光斗，劾奸攻邪的风潮一浪高于一浪，直到被农民起义和入关清军的铁流所淹没，与大明王朝同归于尽。梁启超《新民说》所列《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以东汉“民德”为最高尚，明代稍次，居第二。梁氏所推崇的主要是汉末和明末的“党人”精神。明末“东林党”官僚和复社文人的风节固然可敬，但如果不与正德以来的谏诤事件作一路看，便是知流不知源。文廷式引郭嵩焘语说：“三代以下，西汉人好利，东汉人好名；唐人好利，宋人好名；有元一代，历数短促，风气未成；明人好名，国朝人好利。”（见汪叔子编《文廷式集·罗霄山人醉语》）明人的谏诤和结党，是否与“好名”有关，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