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天津教案揭秘

一

瞬间积聚在百姓心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迸发，城内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如洪流一般势不可当。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的民众直指法国教堂，先后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孩童的仁慈堂（东门外），烧毁讲书堂三处、洋行一处，谢福音等13名法国人，10名华裔教徒雇员当场毙命。另有，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被打死。这就是所谓的“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三岔河口，海河岸边的望海楼教堂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滔滔海河水。

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李鸿章就是伴随着天津教案的处理而来到天津，开始他25年执洋务运动牛耳的惊世壮举。那么，李鸿章是什么机缘巧合而来到天津的？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因为“天津教案”而来到天津的，也就是说，因为发生了“火烧望海楼”的事件，为了解决这个外交事务，为了避免又一次的外敌侵入，大清朝廷任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而，李鸿章来到天津，并且在天津开创了一个叫做洋务运动的北洋时代。

那么，所谓的“天津教案”，或者叫做“火烧望海楼”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就是民教冲突，天津市民直指法国教堂，先后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丢弃孩童的仁慈堂（东门外），烧毁讲书堂三处、洋行一处，谢福音等13名法国人及10名华裔教徒雇员当场毙命。另有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被打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它发生的时间是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870年6月21日。

那么，这一起民教冲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咱从头说起。

天津三岔口一带是繁华所在，此地有崇禧观、望海寺等。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法国人），就派遣中国籍神甫邱安遇到天津，在东关附近（金汤桥下坡建国道口）开振生堂药铺，秘密进行传教活动。1858（咸丰八年）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占据了崇禧观（即香林苑）、望海寺，在这里设立了谈判总部。

1861（咸丰十一年），北京教区派天主教法籍神甫卫儒梅来天津，他认为三岔口是天津最繁盛地区，遂选定望海寺一带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址。第二年（1862），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将崇禧观和望海寺所在的一段共十五亩，永租给法国传教士，还给卫儒梅发了执照。卫把望海寺转让给法国领事，经过修建成为领事馆。

1866年，孟振生又派法国神甫谢福音来天津主持教务。谢福音拆毁崇禧观，仿照巴黎圣母院的样式，建造了一座高10米、长30米、宽10米的青砖木结构的教堂，并在教堂钟楼正面，镶嵌了一块方形大理石，上刻“圣母得胜堂”外文金字。

教堂建成后，谢福音又在与望海楼南仅一河之隔的地方（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收容寄养儿童百余人。教会和教民的种种做法，引起当地居民的不解。这些个黄头发蓝眼珠的洋鬼子，收养那么多弃婴干什么？他们能有那么好心吗？一定有什么企图吧？两种文化的隔阂是明显的。

1870年，入夏以来，天津街面上流传着“迷拐儿童”的谣言，说大家注意了啊，说家里有小孩儿的可要看管得紧一点呀，现在有人用迷幻药把小孩子迷倒然后拐骗走，这样的谣言，就使人心恐慌了。6月的时候，天津桃花口居民逮住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送入官府，经审讯供出与教堂王三有染。这下坏了，民众得知消息以后并不辨真假，于是反洋教揭帖（也就是传单）遍于街市，各界停业、书院罢课，一种危险的社会舆论就此形成了。

天津道周家勋为了查清此案，与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及教堂谢福音商定，21日巳刻当面对质。要说我们的先人办事情还是靠谱的，这是真是假，这一对质不就知道了吗。

这天，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领人贩子武兰珍来到了望海楼教堂，进行指认和对质。

这个人贩子武兰珍供述里说望海楼教堂有“席棚栅栏”，等到了现场一看，教堂里并没有“席棚栅栏”。

武兰珍供述里说是教堂里一个叫做王三的人指使他“迷拐”儿童，可是到了教堂，他很显然的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无从指认那个叫做王三的人。

知县刘杰见众人拥挤在门外观看，就将指认和对质的情况向众人进行了通报，围观群众就逐渐地散去了。

武兰珍被带回官府收押。

谢福音一同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面商日后办法”，崇厚也准备草拟《安民告示》公布指认结果，平息事态，以求教、民两安。

这样，似乎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情可以就此圆满解决了，但是恰在此时，骤起波澜。

知府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赴教堂对质的时候，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围观百姓，其中有很多是“水火会”的成员。指认和对质以后，知县通报了情况，人们也就散去了。但是到了下午，依然有个别闲人，无所事事，在这里窥探，似乎非要看到些什么似的，正好这时候有教民在教堂出出进进，那些个闲人就在一旁说闲话，讥笑教民，齐声起哄。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一名法国领事馆的人员出来，见此情景就与起哄的百姓发生了交涉，可以想象的是，这种交涉一定演变成矫情，就是口角，进而，发生了扭打。

法国外交官抓住一观众发辫殴打，围观的百姓一定会还击的，于是就抛砖头、瓦块，掷于教堂门前。

于是，在这望海楼的前面，就发生了法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与中国百姓的扭打，这在百姓眼里，就叫“出事了”，“出事了——”“快去看呀——”，一定会很快有很多人来围观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看殡的不嫌殡大”，这不一会儿就又聚集了很多围观百姓。

地方官府派来了武弁前来弹压。但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并不领情，他手持皮鞭抽打领头的武弁，并大声吼叫说，你们政府应该保护教会，你现在带着这么多士兵来骚扰我，我一定不会饶你。气焰非常嚣张。

丰大业怒气冲冲带人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今天津市东北角新华书店后面钧和里一带），观众纷纷让路。他“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见到崇厚“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接着“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

崇厚好言相劝，让他在署中暂避风头。“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崇厚担心出现变故，忙派武弁护送。丰大业不顾越来越多的天津百姓“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浮桥畔，与疏导民众刚要返回的天津知县刘杰不期而遇。丰大业一通咆哮之后，掏出枪来向知县开枪，刘杰忙躲闪而身后的家丁高升被击成重伤。“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

瞬间积聚在百姓心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迸发，城内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如洪流一般势不可当。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的民众直指法国教堂，先后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孩童的仁慈堂（东门外），烧毁讲书堂三处、洋行一处，谢福音等13名法国人，及10名华裔教徒雇员当场毙命。另有，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被打死。这就是所谓的“火烧望海楼”事件。

二

曾国藩抱病从保定起程，他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此前因为天津换约，闹出英法联军占领津京，火烧圆明园的惨剧。这一次死了那么多外国人，对外交涉前途未卜、身家性命是否保全都很难说？于是，他从最坏处着眼，居然写下了一份遗嘱。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第二天，俄、日等七国公使即递交《为请惩办天津教案人犯事致奕联衔照会》递送总理衙门，天津教案遂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崇厚感到事关重大，二十五日（6月23日）上书奏报天津教案经过，并请饬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津查办处理，以靖地方。

曾国藩于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此时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了，当然，现在看来不算是岁数大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可就算是高龄的了。而且他老人家这个时候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上个台阶都要人搀扶着，头晕目眩得很厉害，眼疾也很严重。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正在保定“赏假”疗养。

同治皇帝接到崇厚的奏折，即颁发《著直隶总督曾国藩迅赴天津与崇厚持平办理该处教案事上谕》要求“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六月六日（7月4日）曾国藩抱病从保定起程，十日（7月8日）抵津，行辕设在天津贡院（老城厢东南角）。他感到处理这个问题很棘手，此前因为天津换约，闹出英法联军占领津京，火烧圆明园的惨剧。此次死了那么多外国人，对外交涉前途未卜、身家性命是否保全都很难说？于是，他从最坏处着眼，曾国藩行前，居然写下了了一份遗嘱。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这时，醇亲王为首的一批人，主张持强硬路线，更有甚者提出借助人心力量，赶走所有在华洋人，断绝与西洋各国的联系，清议汹涌，给曾国藩带来极大的舆论压力。

曾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稟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又“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地窖，“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还赴河东坟地查看“三尸共一棺”现场，并向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请教当日目击情况。

随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发现在押人员多对不上号、无证无供，遂感问题相当复杂。英、俄、法等国照会不断施压；皇帝催促彻查上谕急如星火；各地官员纷纷上奏要求“欲惩擅杀之罪，必究起衅之根”，“孰有孰无，孰曲孰直，研讯的实，一切毋庸回护”的呼声高涨。(www.xing528.com)

曾国藩不动声色，经过近半个月的明察暗访，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1日）和二十八日（26日）分别上《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奏为查明天津教案滋事情形折》《直隶总督曾国藩奏查得洋人挖眼取心等传说毫无根据及近日天津民情折》，向朝廷报告调查情况说：

“一、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

二、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势。

三、至于挖眼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并指出：“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进京。大帅者俗间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诈传已不待辩。原其诈传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口称有搜出眼珠盈坛之说，其时仓促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诈。其实眼珠若至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

曾国藩把天津教案定性为“滋事”。并提出处理意见：

一、“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尚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

二、“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导化于平时，不能预防于事先，现已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

朝廷接报后颁布谕旨，一方面同意曾国藩的“滋事”定性和处理意见，要求严拿正凶法办，毋任漏网；另一方面根据清议和社会舆情，要求提武兰珍、王三等交刑部核议。

于是，天津地方官员捉拿八十余人，其中抓捕王姓及涉“三”者多人。例如：“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等”，严刑逼供，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连参与办案的丁日昌都说“今日逃窜者株连家属，啼饥号寒，到案者鞭箠桁杨，宛转就毙”。目击情形，特别可怜，我“私心痛之”。

法国兵舰停泊在紫竹林海河一带，逼近东南城根。在外交上，法国代表罗淑亚照会曾国藩要求“必须将天津府县同陈国瑞先行在津正法，否则饬该国水师提督便宜行事”。曾国藩会见罗淑亚据理驳斥、与之周旋。

在策略上，曾国藩“另有片密奏，陈述迷拐之可疑，旋因虑及偶有漏泄，法使罗淑亚必致又兴波澜。洋人此时断不肯自认理亏，不如浑含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他坚持主张和局，不能再开兵端，并一再强调：一国构衅，各国连横，沿江沿海防不胜防。表明他洞察细心，处事冷静。

在军事上提出：“罗淑亚以兵船恫喝，若不豫筹备御，不但变生仓促，致令该夷所乘，且恐该夷知我虚实，得步进步，要挟更不可言。虽现在设法转圜，期保和局，亦不可不调拨官军，为未雨绸缪之计。”清政府采纳曾国藩的建议，不但调刘铭传、张秋铭部加强直境防卫；还调遣科尔沁多勒仡噶台亲王马队驻扎古北口，以备随时应援。

罗淑亚再次照会说：“如有变故，尔等遇害，皆由地方官之故”，大加威胁。7月24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津，与崇厚面谈，腔调与“罗淑亚无异”，“决裂情形，露于辞色”，谈判陷入僵局。

严酷的现实使曾国藩认识到：“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他“甚为焦急，触发病症”，“头晕目眩”、“呕吐大作”，“脉象沉重”，卧床不起。

于是，崇厚上折建议更换人员，用干练精明之才接替直隶总督曾国藩。26日，病中的曾国藩上《密陈津郡教案委曲求全大概情形片》，提出：增强谈判力量、调兵遣将以防不测的意见，还反复告诫大清最高统治者“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

当时，法国军舰驶入天津海河，罗淑亚限崇厚回信答复，并威胁将撤出在京的法国人。比利时公使金德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各国公使会审天津教案，形势日加复杂。

清政府采纳建议，调遣熟悉法国情况的工部尚书毛昶熙、直隶提督傅振邦、江苏巡抚丁日昌以及容闳等人协助崇厚、曾国藩办理此案，参与同英使威妥玛和法使罗淑亚等人的交涉。同时，将淮军精锐李鸿章部调往进驻京畿，以备突发之需。另调东蒙古及吉林、黑龙江马队3000名赴古北口驻扎。

三

就连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天津会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从1870年到1895年，李鸿章在天津工作生活了25年。他来到天津的时候，是47岁人到中年；到1895年因为甲午战败而离开天津，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一生当中正值壮年的25年都在天津度过了，他也就算是个天津人了，说天津是他第二故乡那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8月22日，罗淑亚照会总理衙门，促早办津案，送交“天津滋事记”，态度有所缓和。24日，总理衙门照复罗淑亚备述津案颠末及所能办与所应办者。29日，清政府为稳住江南局面，特命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遗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补授。30日，李鸿章上《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告知部队行驻位置，并建议说：“臣向在江南办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气焰稍减，议办亦易就绪，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目前天津之案必为拿犯赔堂，日后自强之策必求练兵制器，理与势两不偏废，庶与大局有裨益。”^[1]9月5日，曾国藩力辞两江总督，不允。于是奏明皇上表示，暂留天津会办教案，等结案再行赴任。

此时，李鸿章尚在太原赶赴直隶途中，接到曾国藩的密函，得知“令鸿章受代幾篆，惶汗莫名”。京畿以及天津军政地位的异常重要，依靠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使清政府最终选择了文韬武略的李鸿章。这样的人事变动，是李鸿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他率部赴直隶作为军事威慑力量存在，而本人居保定静观时变是避免招惹猜疑，只是等待教案平息后，再去夜郎剿匪，根本没有直接赴津参加处理教案的打算。对于清政府的任命李鸿章心领神会，他“知无退步，不得不纯任自然，非真任艰巨者”。于是他特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并在《调任直隶谢恩折》中表示：“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惟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兵、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特以江表岩疆，东南财赋，亟须得人而治。臣虽梼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惟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究，倍失竞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2]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开始为接掌直隶总督，进行设计和准备了。

9月10日，朝廷命李鸿章会同曾国藩查办津案。同一日，李鸿章《复曾相》函，表示：“冒暑远行，莅省后萎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一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力担承。东南无主尤望麾盖遄归，似不必请觐，迂回致多旷误。雨生似须全案了结，再取进止。伏乞鉴裁。”^[3]已开始对接手教案进行布局了。

9月14日，李鸿章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说自从丁日昌来天津以后，努力查案，但是我们顾虑这样刑讯逼供、株连无辜、罗织罪名，会激起众怒的，中国政府不应该这样做，而各国政府都坚持少杀人的原则的。如果这次杀人过多，其实是洋人永远的隐患，也不是各国厚待中国百姓之心的体现。^[4]提出尽量少杀无辜百姓的做法。

9月20日，李鸿章奉命抵达天津，接替曾国藩办理教案。他秉承以往定见，缉凶赔堂，事事办到，使“法国即无布鲁斯战败之事，似亦惬心”。甚至，罗淑亚当面奉承说：“若鸿章在此，必无是事。你早到早就解决了。”30日，李鸿章从恩师曾国藩手中接过关防印信，正式走马上任。

9月18日、10月7日，天津地方分别上报清政府，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解送刑部，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冯瘸子等20人正法，小锥王五等25人军徒。李鸿章接手后，认为不必“一命抵一命”，处决要有证据，通过工作，俄国公使提出案中误亡俄人的4名人犯可暂缓处决。于是又将死刑犯人中开出四人为缓期。据说，临刑时，还用狱内死囚犯顶替了不少。

清朝廷另派崇厚赴法国赔礼；修葺教堂，赔偿遗失物件，共计银21万两，另给抚恤银25万两。其他国家也都接受抚恤，至10月24日基本处理完毕。

月底，崇厚奉命为钦差大臣率团前往法国乞情致歉，“递国书，以固友谊”去了。^[5]

至此，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游刃有余的运筹与部署下，终于得到解决。

【注释】

[1]《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六》736页。

[2]《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六》737至738页。

[3]《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十》2454页。

[4]《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六》739页。

[5]张德彝《随使法国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7月版，第二册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