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历史的商业与城市经济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大城市的繁华。小镇市的兴旺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酒楼、食店。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尽管在南宋初遭受严重战祸,到宋宁宗初年,临安府城已增至十一万二千多户。市民、达官贵人、官府和宫廷所需的粮食和百货,都来自附近州县,以至福建、广南、淮南等地,城内店铺林立,还有不少质库、手工业作坊、寄存货物的塌坊,十分繁华。长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达几十万。长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十万户。四川的成都府城也达十万户。泉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州城居民约十万户,五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元丰九域志》等书都记录了大量镇名,其地位仅次于县治。官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市的地位又低于镇,有些市也设置行政机构。有的镇市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和沙市(今属湖北)是从属于州县的镇市,却发展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黄池镇商业的繁荣已超过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北),也是宋时有名的商埠。此外,乡村还有定期的集市,称墟、集(或草市),农民在此出售蔬菜、鱼虾或手工业品,成为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较大的市、墟或集开设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成为镇,有的镇也升为县。由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频繁,官府在不少商船客货辐辏地设置税场,商税收入也非常可观

行与作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商行还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后期,皇室通过商行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宫市”。宋真宗时,宫中也常常通过商行向商铺征购货物。内东门司购买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给价钱的。开封供应百货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很多。各行商铺被迫轮流“祗应”,向皇室或官府低价或无偿地提供货物,商行反而成为束缚商人的一种组织。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货币流通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www.xing528.com)

南宋铜钱年铸造额减至十万贯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过十五六万贯。由于大量铜钱外流,钱荒愈益严重。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南宋的纸币主要有四种,四川钱引、湖广会子和两淮交子都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则以铜钱作为本位。各种纸币都有规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率。官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兑换本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又大量滥印纸币。东南会子在宋孝宗时,规定两界并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东南会子已发行了六亿五千万贯。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币价贬值,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愈益严重。南宋亡国前夕,贾似道又主持发行新纸币关子,停止第十七界东南会子的行用,规定第十八界东南交子三道折合关子一道,结果却造成更剧烈的通货膨胀。

宋与辽、西夏、金等的经济交流 宋与辽、西夏、金、回鹘、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但榷场贸易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官府还要抽税,故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或沿海,都相当兴盛。宋与辽、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还,也往往附带做生意。辽对宋出口物品有羊、马、马具、皮革、毛毡、刀剑、北珠、盐等,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铜钱等。宋的榷场收入大致可抵消对辽输纳岁币的损失。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瓷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回鹘将玉器、马匹、药材、香料等运往内地,从内地换回茶、铁器、钱币等。金对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的出口物品有粮食、茶、铜钱、牛、书籍、外洋舶货等。辽、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钱币。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湖州铜镜、建阳刊本,而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马匹供应者,其出口物品还有药材、手工业品等,宋对大理的出口物品有书籍、丝织品、钱币、茶、银等。中国境内各个政权密切的经济联系,为元朝统一准备了重要条件。

海外贸易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近一倍以上。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与日本、高丽贸易,规模略小。

在两浙、福建、广南等路,海商数量很多。《萍洲可谈》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就是宋代商人来往东南亚等地搭载的商船。

大食、真腊、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也有不少商人经南海到宋朝贸易。宋朝输出东南亚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铅、锡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

宋朝和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宋朝开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宋朝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工艺品等。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宋朝不断有商船横渡黄海,驶往高丽。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入的商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