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履行蔡元培先生嘱托

1979年以来，高平叔集中时间与精力，编订和撰著蔡元培先生文集及传记，完成了蔡先生的生前嘱托。

高平叔第一次见到蔡元培先生，是在1929年秋，那时他16岁，在上海读中学。他的叔父高耀堂原在蔡元培任总长的南京教育部当部员，此时途经上海，由高平叔陪同前往极司而路49 号蔡宅，看望他的老上级。高平叔面对“学界泰斗”、“党国元老”，毫无顾忌，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大发议论，蔡先生听得很专注。对的，颌首肯定；不对的，婉言解释。临别时热情地说：“你以后随时来”。从此，高平叔成了蔡家的常客。

高平叔因反对幼年封建包办婚姻，被家中断绝学费供给，蔡先生对此深表同情，介绍他去浦东中学等校兼任教职，使高得以半工半读继续求学。

当时，一些文教性质的报刊，常向蔡先生索稿，而中央研究院又未设教育研究所。于是，高平叔代向各大图书馆查找或借阅有关的书刊供蔡先生参阅；接着蔡先生告以拟写的要点，由高去查找汇编成此文所需资料（半成品）；随后由高代为撰写；最初蔡先生修改较多，后来，如《教与学》、《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等篇，则只改几个字，或一字不改，蔡先生就签名寄给报刊发表。

1935年夏天，高平叔偶然和蔡先生谈到，广益书局所出《蔡元培言行录》与启智书局所出《蔡元培文选》编得太粗糙，他建议蔡先生自编一套文集，蔡先生便叫高代为搜集整理，送蔡先生自行审阅。同时，书前须有一篇完整的传记，北京大学新潮社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所载蔡先生《传略》，只记到1918年为止，后面的，蔡先生也叫高续写完成。

王云五闻讯后，找高商谈，约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定为《蔡孑民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蔡先生简称此书为“孑民文存”。）

蔡先生在其1935年8月5日的《日记》中说：“乃同到院，询民国八年后我之经历，笔记之”。这是蔡先生向高平叔（乃同）口述传略的日子。

蔡先生在其1935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说：“我在寓勘定高乃同君所草之‘孑民文存’目录，除大多数可入选者著‘0’于目上外，其须阅后始定者，以‘、’志之。……决删者，以‘△’志之，……”这是蔡先生在青岛避暑时审阅高所寄去的蔡著的日子。

蔡先生在其1935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说：“致高乃同函，附去“文存”目录两份，“孑民事略续稿”一份，快照的相片一纸，又寄广益书局《蔡元培行录》一册于乃同，均挂号。”这是蔡先生由青岛寄还高送去的第一批蔡著、高所记蔡先生口述传略要点、以及蔡、高二人合影的日子。

但是高的搜集工作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高当时任浙江省立嘉兴区民众教育馆长，馆务繁忙，而那个专区没有较大有图书馆，只能于出差杭州、上海时，挤时间去各大学图书馆查阅旧报、书刊，幸而查到，还得托人代为抄录（那时没有复印），寄高整理，再汇齐若干篇，分批寄给蔡先生审阅，费事费时，迟迟未能完稿。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嘉兴区及杭州市相继沦陷。高平叔流徙于金华、温州、孤岛上海、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等地。在黔渝道上，日机扫射，乘客下车躲避，卡车逃逸无踪，铺盖箱箧损失无遗。高辛勤搜集并经蔡先生选定的“孑民文存”原稿以及较祥的蔡先生口述传略改写稿，均丧失于流离道路之中。高的“终天抱恨，莫过于此”！

1942年冬，高平叔在重庆经济部，吴稚晖、翁文灏询及“孑民文存”情况，高告以集稿散失，仅存所记蔡先生口述传略（下）要点及所藏蔡先生几篇自述。吴、翁催高编为《蔡孑民先生传略》一书，经吴、翁、朱家骅、蒋梦麟、王云五等校阅，并由吴、朱撰序，黄炎培作跋，商务印书馆遂于1943年3月5日之前赶印出来。配合了重庆各界为蔡先生逝世三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

1979年春，高平叔定居天津。蔡先生的次子蔡无忌与胡愈之、吴觉农、王芸生、徐盈等邀他去北京商谈。高到京后，全国政协特于5月17日召开“征集蔡元培史料座谈会”，到会者，除胡、吴、王、徐、蔡、高而外，尚有钱昌照、何思源、钱端升、陈翰笙、顾颉刚、李平衡、戴伯韬等。他们认为台湾、香港等地所出蔡元培的文集，简略而草率，急需赶编一部完善的《蔡元培全集》。他们一致劝高放下国际经济专业，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嘱托。

会后无忌对高说：蔡先生的日记、自写年谱及其他文稿均藏于上海华山路故居，要高去上海整理。高遂于6月底到沪，在故居作初步检查，并往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搜集蔡先生的手札及旧报、书、刊上的蔡著。

高由沪返津后，蔡无忌、吴觉农、胡愈之约他去京商谈。他们考虑到解放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蔡先生不仅不被重视，且有若干论述将他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来批判，极需设法请准举办蔡先生逝世40 周年的纪念会，为开展研究工作扫除障碍。高找到1940年蔡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唁电，以及周恩来的挽联等，胡愈之提请全国政协递送关于举行纪念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批准，并为蔡先生加上“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的称号。1980年3月5日“首都各界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40 周年大会”遂得以隆重举行。这对于此后蔡元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确曾起到不小的作用。

高平叔编订蔡先生遗著纯尽义务。他和蔡先生子女签订了协议，规定“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蔡先生著作的稿费，蔡先生子女及高平叔均不收受，立为“蔡元培研究基金”。鉴于高当时刚出牛棚，工资尚未恢复，无力前往沪、宁、杭搜集资料，复商定：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中过去曾经发表过的蔡著，由高平叔酌取低微的编辑费，作为川资膳宿及抄写、复印、拍照等支出。但是后来各种“蔡选集”、注释本“蔡文集”增订注释本“蔡全集”的编辑费，高平叔均未收受。

1980年至1981年，高前往京、沪、宁、杭、绍等地。在上海蔡元培故居，手抄（全部）《日记》；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蔡先生在民元教育部、大学院、中央研究各个时期的档案及书信；在北京大学搜集蔡先生长校时存档文件及印刷品；并在京、沪、杭各图书馆、博物馆及有关人士处搜集各种遗件，收获甚多。

高回津后，于1982年至1984年集中时间和精力，将已收集到的蔡著进行校勘、考证、改订、标点、排列、统一格式，以简体字抄清。按原著写作时间顺序编为第1—8 卷，将日记的上部置于第7卷的后半部分，而将日记的下部编为第8 卷，陆续交稿后，中华书局于1984年底印出第1—4 卷，1988年印出第5—6 卷，1989年印出第7 卷。由于《日记》发排时原稿被抽出，遂使《蔡元培全集》仅以薄薄的第7 卷戛然而止。

为便于读者按专题选取使用，高平叔另编一套蔡元培的《选集》，由河北科技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别印出蔡元培的《哲学论著》、《政治论著》、《语言及文学论著》、《史学论集》、《教育论集》、《美育论集》、《论科学与技术》等七本。尚有蔡元培的《书信选集》、《日记》、《自写年谱》等五本，河北人民出版社已排出，并打成纸型，但该社新的主持人认为销量少，有亏损，坚决禁止开印。

早在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适应各大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材的急需，请高平叔赶编一本《蔡元培教育选》。1991年前后，该社编印一大套民国以来中国各大教育家的《论著丛书》，蔡先生是首要教育家必不可少，高平叔不得不在蔡元培的《教育文选》及《教育论集》两书基础上新增140 多篇蔡著，加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一书。

高平叔定居天津后，南开大学约他担任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高以年届70 难以承担两种不同的繁重任务辞谢。但南大还是请准国家教委，聘高兼任历史研究教授。负责培养以蔡元培为重点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其中，陈志科等曾撰发研究蔡先生的论文30 余篇，张晓唯还出版《蔡元培评传》一本。(https://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国内、外各大学以研究蔡元培为博士、硕士论文的，日渐增多，要求高平叔协助指导，如日本东京大学的藏田秀典、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海博玛尔蒂娜、蔡洛莱，德国科隆大学的王佩莉，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法比恩，英国伦敦大学的李嫣婷，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斯辉，厦门大学的张宝昆，华东师范大学的敖小玉等，高都尽力帮助他们。

1985年春，高平叔去北京，将刚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1—4卷分送给亲炙过蔡先生的老人。吴觉农、胡愈之、王昆仑、屈武、叶圣陶、史良等，都在北京医院养病，当即在医院开谈话会（钱昌照、钱端升、萨空了也来出席），商定筹组蔡元培研究会，作为永久纪念和研究蔡先生的机构。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老人们推派高平叔与吴觉农为代表，前往北京大学商洽，决定会址设在北大，报请中央核准。1986年3月5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成立蔡元培研究会”挂靠在北大。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于1986年4月10日在北大开成立大会，推陆定一、叶圣陶等为名誉会长，梁漱溟、刘海粟、冯友兰等为顾问，选举丁石孙为会长，高平叔、沙健孙为副会长。

1988年1月11日蔡先生诞生120 周年，在天津举行的各界人士纪念会上，将高平叔所撰《蔡元培生平概述》印发。上海静安公园所建蔡元培铜像于是日揭幕，将高平叔所撰《蔡元培事略》，镌刻于照壁上。在北京举行向蔡先生铜像献花仪式及报告会，并于是年5月4—6日召开“蔡元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60 余人参加。会后将包括高平叔所撰之《蔡元培与民权保障》等论文38篇，辑为《论蔡元培》一书出版。

1989年初，蔡研会决定在高所编蔡《全集》及“选集”基础上，另编一套注释本《蔡元培文集》，推高平叔为主编，萧超然、陶英惠为副主编，梁柱、赵光武、段宝林、王世儒等为委员，分担各卷的注释。分为14 卷，其中，第1 卷及第10—14 卷，共六卷，由高平叔负责编注。这套注释本文集，台湾锦绣出版事业公司已于1995年在台北出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为了纪念蔡先生诞辰130 周年，请蔡研会为其编辑一套增订注释本《蔡元培全集》，分为18 卷，其中，“书信”4卷“日记”3 卷，共7 卷，由高平叔担任编注，这套增订注释本全集，该社正在排印，将于1998年出版。

关于为蔡先生撰著传记的问题，1979年秋，吴觉农、胡愈之、蔡无忌和高平叔商议请准举行纪念蔡先生逝世40 周年大会时，吴等要高赶写一本《蔡元培年谱》（简编），备作大会的文件，高回津后，痔血猛泻，只能就手头资料及回忆，在病榻上口述，而由其夫人张奇（时患肺癌，翌年亡故）笔录，匆匆完稿，中华书局如期印出，在纪念大会上分发。随后，国内外读者来信或发表书评，认为过于简略，建议另撰一部详细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当时高忙于编订《全集》，未暇及此。

与此同时，各报刊常向高索稿，为适应不同要求，高把蔡先生一生的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之可独立成篇，合起来不失为别具一格的传记。已发表《蔡元培的家世与家庭生活》、《蔡元培的科举生涯》、《蔡元培在翰林院》、《蔡元培与苏报案》、《蔡元培与民元教育改革》、《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蔡元培与五四运动》、《蔡元培与孙中山》、《蔡元培与毛泽东》、《蔡元培与鲁迅》等40 余篇，俟全部写成，再删、并、调整，改写为《蔡元培的生平及其事业》一书。

1996年，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179 种《中国科技史》，由美、英、荷的KLUWER 图书公司出版，书中有高平叔所著一篇，该公司抽印为单行本，书名为《CAI YUANPEI'S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CIENCE》。

1994年底起，高平叔着手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已完成为四卷，200 余万字。此书为高多年精心研究成果。每一件事实及时间，均经反复查对考证，力求确切，对过去各种有关蔡先生的叙述作了大量的改订，为研究蔡元培生平及与蔡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科学事业史、学术思想史提供可靠的依据。高所编《蔡元培全集》，原收录蔡先生遗著2600 余篇，此次撰著长编，又搜集、摘述新发现的蔡著500 余篇，可作蔡《全集》的“补遗”。此书已列入国家教委“九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 卷（上册）及第2 卷（中册）已印出；第3 卷（下册Ⅰ）及第4 卷（下册Ⅱ）正在排印中，不日即可出齐。

截至1997年底，高平叔编订的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增订注释本全集”，以及撰著的蔡元培“传略”、“年谱（简编）”、“年谱长编”，已达35 本，字数一千数百万。除此而外，他还推动国内外对蔡元培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蔡元培的人才，对于60多年前的托付，可以说已作了完美无缺的交待，善尽了后死者的责任。

高平叔信守承诺、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扬。例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陶英惠说：“高教授受托时，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现在已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获得这样一位知己！”

又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召集人、原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元说：“一诺60年，毕生殚精竭思，为蔡先生整理编辑论著、书信、日记，撰写传记、评介，为后世保存一代学界泰斗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后人得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蔡元培的思想与生平，高平叔教授首当其功。”潘懋元还说：“今年4月底，我再一次踏进葆节楼看望高平叔教授。当他把刚出版60 万字的《长编》（中册）递给我时，案头堆着盈尺的《长编》（下册Ⅰ及下册Ⅱ）原稿，那刚劲有力、一笔不苟的硬笔楷书，是85 岁高龄日以继夜所撰写抄誊的稿件。“事非经过不知难，6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高平叔教授奔走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绍兴等地，从蔡先生故居、档案馆、藏书楼、图书馆、查遍几百种当年有关的杂志、报纸，几千件档案，手抄或复印数以千计的书信、文件和几十本日记。然后对所搜集到的资料，校勘错字、脱字、衍文、古字、异体字、考订写作时间，比较不同版本，统一格式，逐篇按规格及简体字抄誊，成为可供排版的原稿。其总字数少说也在1000 万字以上。没有过人的毅力与精神，是做不到的。”

再如，钱塘书画研究社社长吴仲谋，看了朱馥生所撰《千金之诺与朋友之道》一文后，有感而口占一绝：

蔡氏言行信足传，

高翁秉笔竟遗篇。

千金一诺情何重，

心力抛残六十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