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春晓：19年设集市促进苏币流通，惠及民众

南梁根据地创建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军阀势力的各自为政，南梁山区货币种类杂乱，集市货易久废，民生凋敝，经济衰败。南梁根据地建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对这里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将南梁军民和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置于死地。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和政策，发展集市贸易，促进金融流通，有力地推动了南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自清同治年间的战乱以后，到南梁根据地创建之前，六十余年间，南梁山区一直没有集市贸易，当地农民群众的农、副、牧业产品无法销售，生活用品、生产资料无处购买，物资交流处于停滞和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鼓励发展农业、牧业生产的同时，1934年7月间，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集市，确定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不断对集市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期间，在白马庙也设立了集市。这样，就为翻身农民开辟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他们感到极为方便，同时也为农民安心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为了活跃集市贸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商人采取了争取、欢迎和坚决保护其利益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为了激发白区商人与苏区做生意的积极性，根据地的牛、羊和木耳、药材、木材等山货，便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则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来根据地进行交易。久而久之，一些白区商人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靠拢革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的“通共”分子，有的甚至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给根据地输送货物。由于白区商人通过各种手段打通了一条又一条白区与苏区进行物资交流的渠道，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破坏和瓦解敌人经济封锁的特殊作用。

尤堪称颂的是，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贸易事业，根据地从事此项工作的一批工作人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做了极其艰苦复杂的工作，有的甚至流血牺牲。张景文的丈夫徐国良，就是其中的一位。1934年的春天，夫妇俩投奔南梁根据地时，就从西安给红军带来了当时十分稀奇的12支盒子枪。此后，徐国良按照南梁根据地党政组织的安排，不畏艰难险阻，经常秘密来往南梁与西安之间，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为南梁苏区与白区商人建立合作关系，竭尽全力地进行工作，还为根据地买回了大批急需的货物。久而久之，他的行动终被敌人发觉，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南梁苏区实行的正确政策和这些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面前，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终告破产，南梁的集市贸易日渐繁荣起来。每逢荔园堡集日，南梁山区方圆数十里的农民群众，纷纷前来赶集；许多白区的客商，也前来进行交易。农民群众和客商有的摆小摊卖杂货，有的卖麻花、油糕，有的卖荞面饸饹，有的卖羊肉泡馍，有的也卖点余粮及猪娃、牲口等农牧物产。这边，有人用皮张交换白区商人的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那厢，有人用山货兑换列宁小学学生们需用的笔、墨、纸、砚。昔日冷冷清清的荔园堡小镇，如今叫卖叫买，吆吆喝喝，男女老少，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每逢集日，习仲勋、杨玉亭、蔡子伟等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要去看看集市的买卖交易情况，了解农民群众和客商的要求；或者登上荔园堡的戏台，向农民群众和白区客商宣传根据地的贸易政策和革命道理。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群众赶集，巩固和活跃集市贸易，刘志丹还亲自组织秧歌队、社火队、皮影戏班，每逢集日到街头演出助兴，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时候，虽然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都没有明文规定和实行商业税收政策，但是集市的建立和贸易的发展，对于促进苏区境内的物资交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革命战争，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往今来，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这种可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总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经济贸易紧密关联。因此，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设立集市、发展贸易的同时，又在南梁苏区和陕甘边区根据地范围内，进行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深刻革命。(www.xing528.com)

当时，南梁地区以及陕甘边界流通的货币，除有银元、银稞、铜元（每枚20文、50文、100文不等）、铜钱（俗名麻钱，每串1000文）外，还有“恒义兴”“裕茂隆”等豪绅地主商号自制的布币（俗称“帖子”），以及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和陕西、甘肃地方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货币极不统一，流通极不便利；而且各种纸币贬废迭起，人民群众受害甚巨，民间“亦以牛、羊、皮毛、土地计盈余”，以物易物，进行原始方式的商品交换。为了便利流通贸易，保障人民生活和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以贯之，明令禁止国民党银行发行的钞票和地主、豪绅自制的“帖子”等在苏区流通，以时驻寨子湾东沟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后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发行的货币取而代之。1934年7月间，在寨子湾东沟（后迁至白马庙川油坊沟）设立了陕甘边区第一个造币厂，以打土豪和没收地主浮财等方式筹集的财物银元作发行新的货币的准备金，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苏币”）。当时，陕甘边区的物质条件很差，缺乏印制钞票的设备和纸张，负责制作的人员就因地制宜，用民间俗称的“白洋布”代替纸张，完全靠手工操作，千方百计地克服制币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这个造币厂，只有三名工人，其中一人名叫高明山抗日战争时期，高明山曾任华池县参议会副议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xing528.com/attached/image/20230525/324664/89b5356c-8e61-4dcc-85fb-f618d1885159.jpg">。他就是1934年春红军在元城镇高桥村抓捕的那位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元城镇声望颇高的开明绅士，在南梁经过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教育、改造，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根据地的金融事业、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他利用社会关系，为南梁苏区从西安购回了油印机，供制作布币之用。他们制作布币，先是完全靠手工刻板，印在细白布上，再盖上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黑色或蓝色印鉴，然后刷上桐油；再是用蜡纸刻版，然后油印。这些自制的布币，票面精致，美观耐用。1934年发行的“苏币”，有壹角（红色）、贰角（蓝色）、伍角（紫色）；11月7日，还特意印制、发行了壹角、贰角两种布币，以示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诞生。1935年春，又印制发行了面值为壹元的“苏币”，共为四种。

这些布质“苏币”，均为横置长方形，毛边手工裁剪，图案设计简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正面，上端横框内手书有自右至左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端横框内手书有自右至左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右框内有手书竖行“提高工农生活”，左框内手书有竖行“随时兑换现金”；中间的大方框内，为三个五角星横列组成的主体图案，中间的大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样，左、右两边的小五角星内则用红色或黑色水油盖印币值；在左、右两处盖印有币值的小五角星的上方，分别有用毛笔手书的黑色阿拉伯数字的印发时间和本币编号；在左、右标明币值的中间位置，盖有三行竖读之“财政委员会货币发行处之印”的正方形黑色或蓝色印鉴；而在左、右两处标明币值的五角星下方，均盖有“经理之印”的小方形黑色或蓝色印鉴。这些布币的背面，左、右两个小五角星皆为空白，除未加盖“财政委员会货币发行处”“经理之印”的印鉴外，其余均与它的正面相同。在艰苦紧张、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里，某些“苏币”有时候会出现背面完全空白的特殊情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鉴于根据地不断扩展壮大，仅有由财政委员会发行的“苏币”已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遂决定在南梁设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杨玉亭兼任行长），发行了陕甘边区第二种货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这类兑换券，亦有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四种，皆为竖置长方形式、布质、油印，版面设计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发行的布币大体相同；只是其上端的自右至左横书为“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圆”，下端自右至左横书为“苏区一律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券面中间盖有“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的红色方印，券面下端左、右两侧各盖有“总经理印”的小方形红色印鉴。这些兑换券与油布币同时流通、互为补充，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开始，有部分农民群众，尤其是游击区的人民群众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商贩，对使用“苏币”和兑换券交易尚有疑虑。所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便在荔园堡设立了由焦孟雄等负责的四个“苏币”兑换处，方便群众、客商随时兑换。每逢荔园堡集日，就用打土豪和没收地主浮财筹集的银元和从国民党统治区购进的布匹等货物，与部分对保存“苏币”和兑换券有顾虑的群众、客商，进行兑换和交易，壹圆“苏币”或壹圆兑换券均可兑换一块银元，或者卖给当时很稀奇的白细布、蓝细布、印花布。因此，在当时国民党钞票时时贬值的情况下，陕甘边区发行的货币却与银元等值，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当时虽然“苏币”和兑换券发行数量有限，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许多东西，货币和商品价格十分稳定，人民群众非常赞成，由衷拥护。

随着集市贸易事业的发展和金融流通革命的深化，南梁苏区和陕甘边区根据地的经济日益发展和繁荣了起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