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Novaco指出，当人们遭遇烦恼、挫折、不公平、侮辱或心理创伤等负性事件时容易产生愤怒情绪[17]。在交通领域，美国心理学家Deffenbacher等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通过编制驾驶愤怒量表（driving anger scale，DAS）获得不同交通场景下驾驶人的愤怒水平。该量表包含33 个驾驶情境，可划分为六大类：粗鲁行为（discourtesy）、敌意手势（hostile gesture）、慢速驾驶（slow driving）、违规驾驶（illegal driving）、交通阻碍（traffic obstructions）和警察在场（police presence）。Deffenbacher等人进一步对1 500名大学生驾驶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女性驾驶人易被交通阻碍和违规行为激怒，而男性驾驶人则易被慢速驾驶和警察在场激怒[18]。此后，澳大利亚[19]、西班牙[20]、马来西亚[21]、土耳其[22]等国的学者结合本国交通规则与文化，对DAS量表进行修改以适应本国国情，并采用DAS量表对本国的驾驶人进行调查，也都获得了与Deffenbacher教授相似的调查结果。此外，有研究表明，当驾驶人尾随前方慢速行驶的车辆时，其愤怒等级会随着不断增大的时间压力而上升，导致其危险超车意图更加明显[23]，危险驾驶行为也更多。Underwood等人通过对100名驾驶人在连续两周内的驾驶行为记录进行分析发现，驾驶人在产生愤怒情绪的383个情境中有293次几乎发生交通事故，其中他人违法驾驶和遭遇堵车最易引发驾驶人的愤怒情绪[24]。加拿大学者经过调查发现，安大略省的驾驶人“路怒症”爆发的次数随着周行驶里程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且在繁忙的线路上行驶的驾驶人产生愤怒情绪的次数明显较畅通线路上高[25]。研究发现，西班牙的男性驾驶人在警察在场的场景下易被诱发出愤怒情绪，而女性驾驶人则在交通拥堵的场景下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且在产生愤怒情绪后，女性驾驶人更倾向于自适应调节情绪，而男性驾驶人倾向于攻击性驾驶或危险驾驶[26]。研究进一步指出，年轻驾驶人在愤怒后更容易产生语言、肢体攻击性行为以及用车辆发泄其愤怒情绪[27]。相关研究表明，驾驶人的压力与其攻击性、危险性驾驶行为以及醉酒驾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愤怒情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相关性[28]。饮酒的频率越高，驾驶人愤怒的次数也越高，但女性驾驶人愤怒的次数比男性驾驶人更高[29]。
除了外界的特殊场景会诱发驾驶人产生愤怒情绪外，驾驶人自身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驾龄、气质、人格、学历与精神状态等也会对其愤怒情绪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男性驾驶人产生愤怒情绪的概率要高于女性；学历低的驾驶人产生愤怒情绪的概率往往高于学历高的驾驶人；年轻驾驶人比年长驾驶人更具攻击性[26]。Turner等人调查发现，青年男性驾驶人（17～20岁）的危险驾驶行为频率是中老年男性驾驶人（50岁以上）的三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年轻驾驶人的驾驶技能不娴熟且驾驶经验欠缺，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驾驶人更易情绪失控，导致开斗气车，致使危险驾驶行为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30]。Wickens等人的归因理论模型表明，刺激性道路事件引发的愤怒情绪通过对责任的感受间接与驾驶人感知的可控性相关联[31]。愤怒情绪与随和型、神经质型人格间接相关，而危险性驾驶行为与尽责型、随和型人格直接相关[32]。Lajunen等人对攻击性行为、驾驶愤怒与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男性驾驶人年龄越大，其愤怒频次和攻击性行为的频次越低；而女性驾驶人年均驾驶里程越大，其攻击性行为的次数越少[33]。研究表明，胆汁质气质类型的驾驶人由于生性直率、心境变化快、易冲动、不善自我控制等原因，使得其在驾驶过程中容易产生愤怒情绪，导致开斗气车[34]等攻击性驾驶行为较为普遍。而对于温和型驾驶人，由于其感受到的生活或工作压力比激进型驾驶人低，因此，其愤怒驾驶发生的频次以及危险或攻击驾驶行为产生的频次均比其他性格的驾驶人低。宋国平等人研究发现，驾驶人疲劳后，其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发生概率显著增大[35]。朱国锋等人设计了驾驶人情绪状态量表[36]，并基于此表对被试展开问卷调查后发现，曾经卷入交通事故的被试的紧张、愤怒与焦虑等负性情绪产生的频次明显较未卷入交通事故者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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